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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顶尖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悄然迎来第六任院长田轩。
2026年4月3日，田轩正式履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第二天，田轩的首场公开活动，就是与班子成员前往光华管理学院1号楼厉以宁铜像前进行缅怀与追思。此后一个多月时间，田轩与全院师生、校友密集座谈交流，“触摸光华的脉搏”。
作为知名经济学家，田轩曾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后在清华大学深耕十余年。此番履新光华，对北大毕业的他来说也是一种回归。
此次接受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中，田轩不仅谈到了商学院的未来发展，还对一些社会、市场关注的焦点话题，比如如何做强做大“耐心资本”，如何从重“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AI时代的普通家庭该如何选择等等，给出了他的分析视角与框架。
以下为对话。
“光华迎来历史窗口”
澎湃新闻：恭喜田老师履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光华面对当今全球著名商学院的“大洗牌”，将如何抓住机遇？北大光华将来会突出哪些方面的特色与优势？
田轩：当前全球商学院迎来格局重构与行业洗牌，对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而言，整体机遇大于挑战。具体来说，原有国际商学院主导的固化格局被打破，叠加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本土商业实践不断丰富的时代背景，为光华跻身全球顶尖商学院序列、传递中国经管智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窗口。而转型竞争、国际化平衡等短期挑战，都能依托北京大学和光华管理学院深厚积淀实现化解与转化。面向未来，光华管理学院将立足北京大学综合性人文社科优势，牢牢锚定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顶级商学院的核心目标与发展定位，始终扎根中国现实土壤、对标国际学术前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兼顾拔尖商业人才培养、原创学术研究突破与国家战略服务的核心使命，跳出单一化的评价体系，以家国格局和实践底色塑造自身差异化竞争力，在全球商学领域树立专属的发展坐标。
在经济学与金融学理念构建上，结合长期研究积累与时代发展需求，光华管理学院将紧扣中央对于金融工作的战略部署，把金融“五篇大文章”与自身长期研究积累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形成区别于西方金融学的本土理论创新成果。
西方金融学长期以成熟市场为基础，偏重短期收益与金融交易逻辑，而我国金融学的发展逻辑具备天然差异性，光华管理学院将立足国内制度环境、科创发展需求与实体经济根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导向，在借鉴国际成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摆脱西方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围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这一现实命题打造原创性研究成果，构建适配中国发展场景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兼具本土深度与全球视野的研究，为世界金融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思考与东方方案。
AI时代，如何避免人才沦为技术的附庸
澎湃新闻：在AI能高效完成数据分析甚至基础决策建议的今天，商学院的老师要教什么，学生要学什么？AI时代下很多工作与职业会被替代，应该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的人才？
田轩：在AI能够高效完成金融建模、数据分析等基础工作的今天，商学院传统硬技能训练的价值确实亟须重构。当算法可以替代标准化操作，学生更要聚焦于无法被AI复制的核心能力，比如穿透商业本质的提问能力、应对复杂环境和挑战的沟通能力、穿越周期的适应能力等，同时夯实价值判断、商业伦理、家国情怀与人性洞察，这些高阶素养与底层认知，才是未来金融人才的真正竞争力。
面对当前量化金融、科技金融更受业界青睐的趋势，光华管理学院不会简单加大量化权重、弱化传统金融学的地位。传统金融所承载的市场运行规律、周期逻辑、公司治理内核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是整个学科的根基，量化与科技金融只是适配数字时代的工具延伸，学院会坚持二者深度融合、均衡发展，不盲目跟风倾斜。对于光华的金融学博士而言，代码编程能力是必备素养，但目标并非掌握基础编程，而是能够借助代码驾驭AI、搭建研究模型、支撑原创学术探索，实现金融理论、数字技术与实证研究的贯通。
AI只能输出标准化、套路化的结论，无法结合中国市场现实、政策周期与产业逻辑做出独立研判，更不具备价值取舍和风险洞察能力。对于AI，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方式是：既不盲目封杀也不放任依赖，而是将其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倒逼课堂从完成机械任务转向提升思辨创新，让学生借助AI解放重复性劳动，把精力集中在逻辑质疑、关键思辨、偏差修正与本土化决策上。当然，在课程设置上，我们也不会完全取消工具性课程，数字工具素养是新时代金融人才的必备门槛。与此同时，学院未来会显著增加批判性思维、复杂系统决策、商业伦理、行为经济、周期与人性洞察等软性素养课程，实现硬技能与软素养的双向强化，避免人才沦为技术的附庸。
AI时代大量基础性工作被替代，社会出现“无用阶层”的隐忧，这的确是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阵痛。我认为，应对这场巨大的变革，高校的课堂设计与考核方式必须做出反脆弱调整，课堂要从知识点灌输转向真实课题研讨、跨学科实战模拟，考核要打破唯标准答案的模式，重点评价学生的思辨能力、批判能力、决策能力与伦理判断力，让教育真正适配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未来商业人才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来自对技术的单纯驾驭，而是源于对人性、对周期与对市场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以及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格局与初心。面向未来，光华管理学院要培养的是懂科技、通管理、晓周期、知人性、守伦理、有担当的复合型领军人才。教学上强化管理、科技与人文的交叉融合；考核采用多元方式，摒弃单一标准化评价。
“让金融真正成为实体经济的助推器而非抽水机”
澎湃新闻：作为金融教育领域的人大代表，你连续两年提交了关于鼓励产业创新的建议。大家都说金融只是服务业，金融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如何看待金融行业的战略地位？如何评估金融行业在整体经济中大致的权重比例？
田轩：鼓励和支持产业创新，核心逻辑正是基于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关系——金融本质上是服务业，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必须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这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核心定位。但是，这并不否定金融作为现代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属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业在提供支付结算、融资中介、风险管理等服务的同时，自身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与经济价值，比如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机构构成的金融产业集群，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载体，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金融发展必须兼顾服务功能与产业属性，避免走向只具备单一属性的两个极端。
脱实向虚的本质是金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在体系内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比如过度发展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或者资金在金融机构间空转套利，这与“做大做强金融行业”的初衷完全背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做大做强，应该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范围的拓展和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比如壮大耐心资本支持硬科技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这些都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而非脱实向虚。
金融行业的战略地位，从中央将“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可见一斑，它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资源配置效率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的背景下，金融的角色正从传统融资通道转变为科技创新生态的深度参与者与价值共创者，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本配置，为硬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破解创新长周期、高风险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同时，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对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
从经济权重来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近年来稳定在 8%左右，这一比例既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也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适应。截至2026年一季度，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538.86万亿元，银行业总资产位居世界第一，股票、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规模连续 20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但距离金融强国仍有差距。
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应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率，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在保持合理规模的同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金融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这种发展路径既不是简单追求规模扩张，也不是否定金融的产业属性，而是在坚守服务本源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让金融真正成为实体经济的“助推器”而非“抽水机”。
“耐心资本”需要制度全面护航
澎湃新闻：在投资领域，现在尤其强调做“耐心资本”，但金融投资者其实都是更讲究理性的一个群体。你认为，要做好哪些事情才能让“短线资金”心甘情愿变成“耐心资本”？
田轩：金融市场短线投机，有着深层次的底层机制与制度根源。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中国创投市场的核心差距在于基金存续期与LP（有限合伙人）的结构。以美国为例，美国风投基金存续期普遍达10-12年，98%的LP为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等中长期机构投资者，能够从容陪伴早期硬科技项目成长；而我国风投基金存续期仅5-7年，80%以上LP为国资背景，受年度考核、单项目追责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压力影响，避险情绪较强，难以真正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的要求。
想要推动短线投机资本主动转变为耐心资本，不能依靠单纯的理念倡导，必须从制度、机制、生态多维度系统发力，构建长期投资有利可图、长期发展拥有稳定预期的市场环境。首要的是重塑全市场长期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弱化短期收益排名、短期市值表现的硬性约束，引导各类投资机构建立跨周期的价值投资框架。其次要优化资本期限顶层设计，合理拉长各类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存续周期，从根本上破解资本期限与产业创新周期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同时运用税收、交易规则等差异化调节手段，抬高频繁短线交易的成本，对长期持股、扎根硬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资本给予政策倾斜。还要持续壮大养老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长线资本等天然长周期资金队伍，夯实耐心资本的市场根基。与此同时，完善科技创新的风险分担与容错机制，引导上市公司专注主业创新、弱化短期市值管理，让长期投入拥有可预期的回报前景。当长期投资的风险得到缓释、长期价值能够合理兑现、长期经营获得制度全面护航，逐利的市场资本才会自觉跳出短期博弈的惯性，心甘情愿扎根实体、布局长远，真正完成从短线投机资本向耐心资本的深度转变。
A股的长期健康繁荣，需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
澎湃新闻：金融投资行为往往更讲究效率，同时又更强调公平。过去A股存在牛短熊长，散户难以赚到钱的问题，有人认为这里有不少机制上基础性的问题。你心目中健康繁荣的A股应该做哪些事情？
田轩：从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A股过往出现的一些问题，恰恰反映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公平性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上仍存在明显短板和较大提升优化空间。
资本市场最核心的效率，本应是精准定价企业真实价值、引导社会资本向实体经济、硬核科技和优质成长领域高效配置，但A股过往存在的一些问题，恰恰是配置效率不足的表现；而频繁的情绪化的波动，根源在于市场短线投机风气过盛、信息披露仍有不足、机构与中小投资者存在天然信息不对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公平，反而让散户始终处于被动跟风、承受波动损失的弱势位置。真正的投资者保护绝不是简单的舆论安抚，而是靠完善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市场监管、健全的分红回报和维权机制，从源头守住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想要推动A股实现长期健康繁荣，当下必须抓住关键核心抓手系统发力：首先要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全面夯实注册制配套机制，严格执行常态化退市规则，实现市场优胜劣汰，从根本上净化市场生态；其次要大力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队伍，拉长各类投资基金存续周期，改革资管机构和上市公司短期考核机制，引入社保、养老、保险等长期资金入市，从底层扭转市场短期投机的行为逻辑；同时要压实上市公司主体责任，强制规范分红、股份回购等回报机制，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科技创新，摒弃盲目市值炒作，让企业价值成长成为市场行情的核心支撑；还要强化从严监管与信息披露建设，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缩小市场信息鸿沟，营造公开透明、规则统一的交易环境；此外还要校准资本市场定价逻辑，引导金融资源向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倾斜，真正打通金融与实体产业的良性循环，再辅以完善集体诉讼、损失赔偿等投资者维权体系，全方位筑牢中小投资者保护防线，最终让股市真正实现价值定价有效、市场规则公平、投资生态稳健的长期向好格局。
关注中国资产“安全溢价”：西方投资分析模型须全面更新再造
澎湃新闻：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你提出了中国资产“安全溢价”的概念。这个“安全溢价”如何解释？为此需要去做好哪些重要的事情？
田轩：中国资产安全溢价，核心是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资产凭借稳定的宏观基本面、强劲的制度韧性与政策定力、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能力，为全球资本提供独特确定性价值而形成的综合金融溢价，它本质上是主动构建的内生增长动能与系统性抗压韧性，和黄金、国债等传统避险资产依靠被动防御的逻辑有根本区别，绝非短期避险行为，而是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与抗风险能力的理性认可。
这一概念核心根植于经济基本面与市场制度基础，并非单纯的政治概念；它既紧密关联产业链自主可控、防范“卡脖子”的战略安全问题，更意味着传统西方主导的投资分析模型必须全面更新再造——原有模型忽略了制度稳定性、供应链安全、政策可预期性等核心变量，如今必须把安全属性、确定性价值、产业韧性正式纳入资产定价框架；而从长期目标来看，安全溢价正是推动中国资产打破单边低估、在全球市场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公允定价权的关键支撑。
要巩固并放大中国资产的安全溢价，我们要牢牢抓好几件关键事：第一，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全产业链与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韧性，筑牢安全溢价的产业根基；第二，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坚定推进从融资优先向投融资平衡转变，通过强化分红约束、优化退市机制、严格信息披露，把投资者回报内化为制度刚性，夯实安全溢价的底层制度保障；第三，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引导全球资金配置从“短期博弈”转向“长期持有”，壮大长期耐心资本；第四，重构适配中国市场的估值逻辑，让硬科技、高端制造、战略资源等领域企业，享受成长+安全的双重定价，摆脱对西方定价体系的路径依赖；第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以内部确定性对冲外部波动，进一步强化A股内生韧性与独立行情基础，让中国资产的安全属性与长期价值真正被全球市场公允定价。
投资于人是破解困局的关键药方
澎湃新闻：投资比重较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政府与央国企投资比重较大，又是中国投资的一个特点。当前，投资的软预算约束会不会成为一个压力？
田轩：过去，地方政府与央国企天然存在预算约束偏软的特征，缺乏严格的投资收益问责与市场出清机制，容易出现不计回报的粗放式投资、重复建设和低效项目布局。这样不仅会持续推高地方隐性债务、挤占民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源，还会固化过度依赖基建和国资投资的增长路径，压抑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放大结构失衡、杠杆高企和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传统重物、重项目的投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三驾马车”同时承压的局面下，投资于人正是破解困局的关键药方，也是跳出传统投资依赖、重塑增长逻辑的根本出路。过去我们过多把投资重心放在硬件基建、产业园区等物质资本上，却忽视了人力资本这个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而投资于人能够从根源上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从根本上培育高素质劳动力与创新人才底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既能对冲进出口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也能弱化经济周期中通胀、通缩压力带来的扰动，实现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塑根基的双重目标。
责任编辑：杨红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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