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全球矿业格局下，资源愈发重要。资源的重要性不在于其稀缺性，真正重要的是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再仅来自技术和经验，更来自金融、资本和体系。”5月15日，在2026第五届亚洲矿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吕晓兆指出，对于中国民营矿企而言，未来的腾飞，不只是“走出去”，而是依托中国体系，借助金融之翼，实现真正的腾飞。
“阵营化与资本化”的全球矿业新时代
近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竞争的日益加剧，吕晓兆表示，全球矿业正在进入“阵营化与资本化”的新时代。
吕晓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全球矿产资源供应正在“阵营化”，矿产资源正在被“选择性流通”；资源民族主义也在全面回归，资源国不再只是“卖矿”，而是开始“重新定价权力”，试图从“资源提供者”转向“产业参与者”；中国也在输出“矿业体系”，以紫金矿业、赤峰黄金等为代表的中资矿企，不仅在买矿，还在输出一整套矿业工业体系；随着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中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标准，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
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国家竞争、资源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供需虽仍是价格的基础，但避险、预期、资源安全等影响因素，通过资本的流动，更加显著地影响了价格。“当前国际形势下的矿业竞争，已经不再只是‘谁有矿’，而是谁能‘控制’资源和资源产业链，谁就能影响规则和调动资本。在这样的体系下，金融能力正在成为矿业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入场券’。”吕晓兆说。
在吕晓兆看来，全球矿业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开始重新争夺关键矿产资源。“关键矿产，并不是‘稀缺矿产’，而是‘不可替代矿产’。”吕晓兆表示，各国对关键矿产的定义看似不同，但本质高度一致，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判断：是否不可替代、是否关系国家安全、是否决定产业链控制权。因此，关键矿产是根据竞争形势和技术发展动态调整的。
吕晓兆指出，为保障关键矿产安全，我国以“产业链安全”为核心，通过“企业+产业链”，实现对关键矿产的控制，如通过矿业公司“走出去”获取资源，通过加工能力锁定全球供应，通过长期采购协议稳定资源。
“当矿产资源被定义为‘关键矿产’之后，它就不再是普通商品，而是国家安全资产。而国家安全资产的配置，就不能简单由市场决定，而需要由资本、政策和国家力量共同决定。”吕晓兆说，“在这样的体系下，大型国际矿业公司可以依托成熟资本市场和全球融资能力参与竞争，而对于中国民营矿企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拿到资源的那张门票’。”
民营矿企“走出去”的结构性困境
多年来，我国民营矿企在海外并购中成功率不高。在吕晓兆看来，深层次原因是我国缺少一整套支持矿业全球竞争的“金融与制度体系”。
交易确定性的差异——
在国际矿业并购市场中，交易确定性（certainty of closing）往往优先于价格本身。一笔典型的中资矿企海外矿业并购，需要经历多重审批，在当前的环境下，卖方的国家安全审批更加成为一项高度不确定性因素。
资本市场的差异——
矿业不是靠利润滚动发展，而是靠资本市场持续输血。西方成熟矿业资本市场的核心逻辑是先上市后发展，成为国际矿业巨头，而我国的资本市场进入门槛高，缺乏从勘探项目发展到国际巨头的成熟路径。“矿业竞争，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竞争’。我们缺的不是矿，而是‘让矿变成资产的资本体系’。”
此外，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在海外缺乏流通性，我们很难使用“换股交易”，而只能选择“全现金交易”，这不仅增加了中资企业收购的融资难度，降低了效率，还进一步增加了收购的风险。
全球优势资源的后发劣势——
西方矿业公司通过“时间+资本”，已完成对全球已知的优质资源和优质区的占位；又通过成熟的矿业资本市场，使得新的优质资源不断被发现并继续被西方矿业公司锁定。
在这种格局下，后发的中资矿企进入市场时，只能收购国际公司剥离的“次优资产”或依赖“机会型项目”捡漏，这两种选择使得中资矿企在竞争中面临巨大的竞争劣势和投资风险。
勘探项目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
矿业公司高度依赖资源的可接续性，勘探是矿业公司实现资源可接续性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勘探项目成功率极低、投入周期长、回报极不确定。
在成熟的矿业资本市场中，这种风险是可以“被分散”的。而当前国内的资本市场对高风险勘探项目缺乏成熟的扶持机制，使得中资企业基本上很难对绿地项目产生兴趣。中国也因此鲜有成功的初级勘探公司。
“如果没有金融能力和资本体系的支撑，民营矿企将很难参与全球资源的再分配。”吕晓兆说。
从“资源买家”向“资源资产经营者”转变
面对民营矿企的结构性困境，吕晓兆认为，关键是如何获得持续、稳定、可承受风险的资金支持。
在吕晓兆看来，传统融资的本质是“用信用换资金”，如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企业整体或部分IPO。矿业企业在无法获得传统融资的情况下，为了企业的生存或达成战略目标（如扩产或收购），会采用“牺牲未来收益，换取当前生存”等独特的融资方式，如金属流融资、产品预销售融资。
不过，吕晓兆表示，此类融资代价极大，实际融资成本远高于债务融资，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成为对未来收益的过度透支，极端情况下可能丧失控制权甚至是所有权。
“在当前全球矿业体系下，企业的融资能力，已经不只是‘财务问题’，而是决定企业能否参与资源竞争的核心能力。”吕晓兆指出，对于民营矿企而言，是否具备设计和组合多种融资工具的能力，相对于其技术和运营能力而言，是海外发展中更重要的一种能力。
对于民营企业如何在海外资源市场实现腾飞，吕晓兆认为，在战略上，应优先选择规则相对稳定、政策可预期的国家，以及中国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国家；重点判定目标项目是否具备增储或延长矿山年限的潜力，是否具备扩产潜力，是否具备大幅降本的潜力，停产矿山在当前金属价格下是否具备重启生产的潜力等。
在能力上，必须实现“金融化”。未来的矿业公司，本质是“资源+金融”的复合体，必须具备融资设计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分配能力。民营矿企在“走出去”之前，需要确保自身已经为并购项目完成了多元融资组合、提前设计融资结构、引入长期资本。
在策略上，用结构对抗劣势。面对审批、融资、确定性等结构性劣势，通过设计交易结构，提升自身竞争力。如提高交易确定性、制定合理的融资结构安排和引入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分担、利用多种融资工具组合等。
对于如何助力民营矿企提升在全球矿业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吕晓兆认为，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矿业未来。矿业的起点不在矿山，而在资本市场。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持矿业，尤其是风险勘探项目的资本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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