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
当前，全球宏观秩序正处于从“单极主导”向“多极竞合”过渡的深刻重构期。以美伊对峙为核心的中东局势演变，已彻底超越区域性军事摩擦的传统范畴。与过去三十年历次中东危机不同，本次对峙的核心特征在于双方军事力量代差的实质性收窄。这一变化不仅重塑中东战略平衡，更对全球地缘、能源及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冲击——这也是全文分析的核心出发点。中东作为全球能源核心产区，其局势动荡直接牵动国际原油在70-120美元/桶区间宽幅震荡；而原油作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基石，其波动进一步传导至金融市场，引发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全球对美元主权信用的重新定价，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及汇率走势带来新机遇，构成全文核心分析脉络。
此次美伊冲突实质上构成了对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一次系统性“压力测试”。此次美伊冲突暴露了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结构性短板，美军实战不及预期、军工产能告急，导致“石油-美元”体系的安全锚松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推动石油结算进入“双轨制”时代。中东产油国寻求多元化合作，使得人民币在中东石油贸易中的结算占比显著提升，单一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出现深刻变革；同时，美债收益率逆势攀升，反映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重新评估，美元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共识受到挑战，这也是美伊局势对美元冲击的核心体现。
在旧秩序基石松动的镜像之下，人民币汇率展现强劲韧性，其定价逻辑已超越传统利差与贸易驱动，本质是全球资本对中国综合国力的重新重估。中国多元化能源对冲机制、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及军民协同潜力，构成人民币信用的实体锚，“出口强、汇率强”的共振进一步巩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基于上述核心逻辑，本文将以美伊冲突与原油走势为切入点，系统剖析其对美债、“石油-美元”体系的冲击，解读人民币升值的深层逻辑，并提出大类资产投资策略，分析美伊局势对美元、人民币的核心影响及全球秩序转型下的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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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伊冲突现状
与原油走势分析
（一）美伊冲突现状：军事代差收窄的历史转折
当前美伊对峙的本质，与过去三十年的中东危机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伊以矛盾长期存在，此次冲突核心变量并非双边矛盾的尖锐程度，而在于双方军事力量代差的实质性收窄，由此引发冲突形态与战略平衡的根本性重构。从更深层面审视，此次对峙构成了对美国全球军事霸权（即军工产能与远洋后勤投送能力）的首次系统性压力测试。
当前美伊对峙的核心特征，与过去三十年中东地区历次危机存在本质差异。伊以矛盾作为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固有矛盾，并非此次对峙升级的核心变量，双方军事力量代差的实质性收窄，才是引发冲突形态与战略平衡发生根本性重构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军事格局视角审视，此次美伊对峙已构成对美国全球军事霸权（具体体现为军工产能与远洋后勤投送能力）的首次系统性压力测试。从双方战力对比来看，过往伊朗在海空常规作战力量方面与美军存在代际差距，因此伊朗放弃传统海空决战思路，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弹道导弹（含高超音速导弹）与无人机作战体系两大领域，构建非对称作战优势。近期，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出较强的区域拒止与通道威慑能力，其对过往关联船只的动态监控与干预能力显著提升，依托“以陆制海、以导制海”的新型作战体系实现了阶段性战术突破。伊朗作战能力的提升，客观上得益于全球工业技术的扩散效应。从导弹制造所需的特种材料、无人机的动力与控制系统，到战场所需的卫星侦察与定位支持，相关技术领域的成熟发展（包括特定成熟技术的转移与适配），有效提升了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与精确打击水平，推动其作战态势实现根本性转变。
此次对峙的关键转折，体现在美军实战表现不及预期。2026年4月中旬，美军针对被击落战机飞行员开展的突袭救援行动遭遇重大挫折。因情报偏差，执行任务的运输机陷入复杂地形，在遭遇伊朗地面武装反制后，行动未能达成预期救援目标，最终以自毁运输机、遗弃相关装备并撤离告终。该事件向全球尤其是美国中东盟友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军在复杂对抗环境下，实施低伤亡、高效率地面干预的能力已显著下滑，其常规军事霸权存在结构性短板。
美伊冲突仍在僵持阶段。5月6日，伊朗宣布恢复海峡通行，但双方关键分歧仍未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特朗普为彰显政绩，单方面夸大伊朗妥协程度（如宣称其交出浓缩铀等），此举引发伊朗国内强烈反弹，致使务实对话派受损。此后伊朗立场转硬，拒绝第二轮直接谈判，沟通机制退回由巴基斯坦传话状态。在军事层面，受制于弹药库存告急及通航恢复的既定事实，美军的对抗手段已从进攻威慑实质性降级为维持区域存在的海上巡逻。
从金融市场反应来看，市场对此类行动的反应相对平淡，核心原因在于市场已明确预判。美军难以升级冲突的根本制约因素在于其军工产能紧张及关键导弹库存告急：结合2026年4月最新披露的数据，在对伊朗持续七周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消耗至少45%的“精确打击导弹”库存、超过一半的“萨德”拦截弹库存，以及近50%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战斧”巡航导弹消耗量也达到战前库存的19%—28%（按战前3000—4500枚库存估算，已发射超850枚），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JASSM）则消耗约1180枚，占战前库存的四分之一以上。目前美军虽能维持对伊作战的弹药需求，但库存缺口显著，需依赖调配盟友库存补充；同时部分重型装备产线出现萎缩或外包现象，美国在全球军工生产体系中的相对优势正面临多方竞争。尽管五角大楼已签署协议扩大导弹产能，如计划至2031财年采购近4300枚JASSM导弹以扩充库存，将“爱国者”-3MSE拦截弹年产量从约600枚提升至2000枚，但导弹交付周期需3—5年，短期内难以缓解库存压力。基于上述分析，当前美伊冲突已从过往单向的“遏制与反制”，转变为双方双向的“消耗与测试”。短期内，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概率较低，“边打边谈”将成为双方积累谈判筹码、争取战略主动的主要方式。
（二）后续原油走势及地缘博弈焦点：东亚是下一阶段博弈的核心
美伊僵持下，国际油价于70-120美元区间震荡。美国因严重误判自身军力而深陷中东泥潭，直接加速了全球博弈焦点向东亚转移。中国以出口管制精准压制日本重工业，以实战军演彰显海控力，主动重塑东亚工业轴心。
国际油价：摒弃线性逻辑，回归供需中枢
当前美伊僵持下，对国际油价的研判需摒弃地缘驱动的线性思维，回归供需基本面与财政约束的底层逻辑。极端油价（70美元以下或120美元以上）均缺乏可持续性：上限方面，长期站上120美元将重创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承受力（尤其是引发新兴市场输入型危机），并直接激活美国页岩油产能边界，触发大幅增产从而反噬油价；下限方面，尽管5月6日伊朗宣布海峡恢复通行导致地缘溢价阶段性回落，但若跌破70美元，将直接击穿美国页岩油企业约65美元的盈亏平衡线。综合来看，预计油价将在70-120美元区间内维持宽幅震荡。
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僵局，区域安全出现局部真空。在此背景下，搭载中方核心航电与武备的巴基斯坦空军（如“枭龙”、歼-10C）以“态势性存在”填补部分空白。这实质上是一种“隐性介入”模式：中国通过第三方军贸间接重塑区域力量平衡，既避免直接卷入冲突，又降低矛盾激化风险；美国受制于自身实力衰减，对此采取默许态度。沙特等产油国转向寻求依托中国背景的安全支持，标志着“石油-美元”体系赖以生存的“安全锚”已出现实质性松动。
在此博弈窗口期，特朗普于5月13日开启对华国事访问
在当前大国博弈的窗口期，特朗普于5月13日开启对华国事访问。当前，特朗普及共和党选情持续承压，路透社4月末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跌至34%，创多年新低，经济议题支持率亦同步下滑。数据表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面临极高的失利风险。距中期选举仅余半年，特朗普执政压力陡增，既有手段难以破局，亟需寻求新的应对方案。此次访华，其核心诉求有二：一是拉拢中方配合其在中东等地的“止战”议程，以缓解自身的战略压力；二是借对华接触制造“外交姿态”，为中期选举积累政治资本。
在经贸层面，此次随行代表团阵容庞大，涵盖二十位顶尖企业高管，业务横跨六大核心领域：不仅包括马斯克、苹果CEO库克、Meta高管等全球科技领军人物，亦囊括贝莱德、高盛、花旗等头部金融机构负责人，同时还有农业代表随行推进大豆等农产品贸易合作。值得留意的是，英伟达高层亦随行访华。回顾过往，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曾达成总额1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此次美方亦有意借重演“经贸红利”来提振国内经济预期与选情。与此同时，为促成上述合作与配合，亦需关注美国在东亚地缘核心议题上可能作出的让步姿态。
然而，美伊冲突的本质系美国对自身军事实力的战略误判——高估了短期军事打击的效能，低估了伊朗的战略韧性及区域反制能力，致使美方陷入进退维谷的战略困境。在此背景下，美方试图以“访华”为筹码换取中方的地缘配合。基于其内外交困的现实，美方在寻求地缘让步时往往缺乏维持强硬立场的底气，大概率将延续其“高调施压、务实妥协”的惯用套路。
二、美国30年期国债
破5%与“石油-美元”双轨制开启
（一）美债收益率攀升：主权信用风险重定价
2026年5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在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的背景下，长端收益率的逆势飙升是一个极其反常的金融信号，这已无法单纯用通胀预期或“加息交易”来解释，其核心在于全球投资者对美国长期主权信用风险及期限溢价的重新定价。收益率高企的深层动因在于美债供需结构的根本性逆转。需求端，过去由“石油-美元”循环支撑的美债最大海外买家力量衰减，叠加地缘政治博弈促使全球央行外汇储备多元化；供给端，美国沉重的财政赤字导致国债供给激增。在需求减弱与供给放量的错配下，市场只能通过推高收益率来消化天量美债。这种供需恶化的负反馈循环，正撕裂美国信用体系的底层逻辑。伴随美债收益率攀升，资本显著流向黄金等非主权类“价值储存”资产，本质上是美元信用折损后，全球资本寻找替代避险资产的反应。
（二）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石油-美元”双轨制时代开启
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是中东地缘经济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核心指向是石油-美元体系正在从垄断走向“双轨制”。欧佩克（OPEC）及后来的欧佩克+，其成立的核心逻辑不仅是产油国协调产量，更是与美元深度绑定的全球能源治理工具。1970年代建立的“石油-美元”体系，其根基是“能源结算绑定+美国军事保护”。然而，在现行的欧佩克+框架内，以沙特为首的传统大国与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新兴产能国在产量配额上分歧加剧。阿联酋等国因前期投入巨资提升了产能，认为现行配额压制了其合理市场份额，产生了严重的“收益受损感”。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中东国家承担着地缘冲突前沿的安全成本，但当红海危机、伊朗导弹威胁等事件发生时，美国因自身军工产能瓶颈（如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难以提供实质性保护。面对美国“安全锚”的失效，中东国家开始寻求替代方案。2024年初，搭载中国产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先进航电武备的巴基斯坦空军歼-10CE战机现身阿联酋阅兵，并在此后与中东多国开展联合训练。这种通过第三方输出集成军工体系来填补安全真空的模式，让产油国清醒意识到：继续单一绑定美元，等同于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军事投射能力衰退的霸权，风险极高。
人民币结算的实质性突破：在安全逻辑动摇的同时，金融结算的“双轨制”已初具雏形。尽管人民币在全球石油结算中的绝对占比尚未过半，但其增速与结构性突破极具标志性。中东对华出口的液化天然气（LNG）及部分原油已常态化采用人民币结算。对于产油国而言，直接接受人民币用于采购中国工业品或投资中国资产，有效规避了“美元计价－二次兑换－汇率折损”的摩擦成本。这种基于真实贸易需求的去美元化，正从底层削弱美元的全球需求基础。
（三）美国“资源联盟”战略困境：霸权背书的失效
在新能源周期中，美国试图复制20世纪的石油霸权，通过主导“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联盟，意图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上对中国形成“卡脖子”合围。
然而，这一战略的底层逻辑依然是对美国霸权威慑力的路径依赖。中东局势的演化客观上起到了“压力测试”的作用：全球资源国清晰地看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已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疲态。既然美国无法在传统势力范围兑现安全承诺，资源国自然有理由怀疑，一旦因关键矿产与中国发生极端博弈，美国是否具备提供实质性庇护的能力与意愿。失去绝对武力背书的“资源联盟”，注定缺乏真正的强制约束力。以美国曾试图拉拢的津巴布韦为例，作为掌握丰富锂矿资源的关键国家，美国曾竭力推动其加入联盟，以配合对中国的矿产封锁。津巴布韦一度妥协，出台严苛的原矿出口禁令，并对部分中资矿企施加压力，以此向美方示好。但当中东局势暴露美国硬实力衰退后，津巴布韦随即调整策略，重新放宽相关限制。事实上，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津巴布韦始终采取“两头下注”的实用主义立场，而全球其他资源国则更多处于观望状态，并未盲目追随美国的联盟号召。美国试图以政治结盟替代市场规律来重建资源霸权的企图，正因其硬实力投射的相对衰落而步入死胡同。
三、人民币升值的
深层逻辑：
非对称优势与主权信用重估
在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升温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并未跟随传统避险模式陷入被动贬值，反而在中美利差倒挂的既定条件下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这一表现表明，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定价逻辑已超越单纯的利差与经常账户顺差驱动，其核心实质是全球资本对中国“非对称综合国力”的重新定价，是一场基于底层硬核实力的主权信用重估
（一）逻辑一：能源安全缓冲垫与制造业的“反脆弱性”
在全球油价受地缘冲突扰动、面临上行风险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并未出现输入性通胀恐慌或能源供应链断裂，这得益于中国构建的多元化能源对冲机制。
一方面，中国通过巩固俄罗斯、中东等多元化原油进口渠道，叠加依托上海原油期货（INE）的定价机制，有效平滑了极端地缘溢价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经历的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底层能源结构的系统性切换。依托在光伏、风电、储能及新能源车领域全产业链的压倒性优势，中国正逐步将部分社会运转的底层动力向自主可控的绿色电力迁移。这种将外部化石能源波动进行有效屏蔽的能力，大幅降低了中国宏观经济对中东地缘危机的敏感度。对于全球产业资本而言，持有人民币资产意味着规避传统“石油美元”体系下的地缘勒索风险，人民币资产的“安全资产”属性正在获得边际重估。
此外，近期宏观数据打破了传统的“贬值促出口”定价逻辑。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26年1—3月中国出口延续强势增长，其中船舶、汽车等高附加值装备制造贡献了核心增量。这一“出口强、汇率强”的同向共振，底层逻辑在于中国贸易结构的跃迁：出口引擎已从“价格敏感型”转向“产能垄断型”，此类高壁垒产品具备极强议价权，对汇率升值的敏感度大幅钝化。同时，高景气度带来的超额贸易顺差，通过企业“顺周期结汇”直接转化为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买盘，为汇率升值提供了实质性的资金面支撑。
（二）逻辑二：全产业链产能与军民协同潜力——人民币信用的实体锚
美元霸权的底层支撑在于石油结算与全球军事投射能力，而人民币信用的深层锚点则在于强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及随时可激活的军民协同产能。
国防工业底座的代差优势：俄乌冲突及中东局势表明，现代战争的消耗速率对一国常规弹药及无人装备的产能提出了极高要求。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其国防供应链面临严重瓶颈（如155毫米炮弹等常规弹药产能受限、舰船维修周期拉长）。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在无人机、相控阵雷达、商用无人船等现代非对称战争核心装备领域具备显著的产能与成本优势。庞大的民用市场规模有效摊薄了前沿技术的研发成本，并保持了产业链的活跃度；这种“平战结合”的柔性供应链，使其在面临外部安全压力时，具备快速转化为防务生产能力的潜力，从而为宏观经济与主权货币提供了应对极端不确定性的底层缓冲。
国际防务合作的务实性与区域安全再平衡：在中东博弈中，中国并未采取直接军事介入的模式，而是中国通过合规的国际军贸机制，向中东等地区提供符合其安全需求的现代化装备。此类合作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市场化导向，不附加政治条件，客观上契合了相关国家实现战略自主的诉求，推动了中东区域力量从“单极依赖美国”向“多极平衡”转变。中国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大国战略定力与规则塑造能力，与美国的战略透支形成鲜明对比。
（三）逻辑三：资本流动的范式转移——从“单极信仰”到“多极配置”
全球跨国产业资本对基本面与风险评估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效力递减、国内债务上限问题频发导致财政约束凸显时，传统意义上“美元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共识正面临结构性挑战。人民币汇率的企稳与阶段性走强，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在评估“美国金融杠杆透支”与“中国制造走强”这一宏观基本面后，进行的资产重新配置。做多中国核心资产，正从过去单纯博取新兴市场β收益的行为，转变为对冲单一美元体系风险的宏观对冲策略。随着中国电力结构转型对原油进口依赖度的边际降低，中国对美元外汇储备的被动需求将随之减少，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元通过“石油-美债”循环对中国宏观空间的挤压。
四、大类资产及投资策略
中东局势演变、美债异动与人民币重估并非孤立的周期波动，而是全球秩序从“单极主导”向“多极竞合”过渡的集中映射。在此长周期转换中，投资范式需从传统的“防御性避险”逐步向“结构性布局新秩序”演进：（1）坚定看多人民币资产与核心制造主线： 顺应人民币主权信用重估趋势，建议战略性增配人民币计价资产。权益市场方面，建议将国产算力底座（紧扣自主可控逻辑）与新能源全产业链作为长期战略性配置主线，把握中国非对称产业优势的红利。（2）原油资产：地缘溢价消退，回归区间震荡：虽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阶段性平抑了地缘风险溢价，但结合全球供需基本面与产油国财政平衡诉求，油价缺乏单边驱动力，预计将维持宽幅震荡格局。（3）审慎评估过渡期尾部风险： 针对美股市场，尤其是当前估值处于历史高位的科技板块，其盈利预期与流动性溢价已面临重新匹配的压力，建议保持相对谨慎，防范估值均值回归带来的波动风险。此外，仍需密切跟踪地缘政治的潜在不确定性（如东亚局势的阶段性升温），做好应对短期市场风险偏好受扰的防御准备。
作者 I 翁欣
部门 I 中证鹏元 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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