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如果说上一个十年，国际化是中资银行锦上添花的“可选项”，那么下一个十年，国际化可能就是“必选项”——不做，可能意味着出局。
这一判断正逐步成为行业共识。近期，从国有大行到股份行，乃至个别深耕本地、服务“三农”的农商行，纷纷在业绩会或年报中将国际化布局、发展跨境业务提升至战略高度，并视其为新的“增长极”。
驱动这一战略转向的，是内外双重压力的交织。对内，国内低利率时代渐行渐近，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空间承压；对外，境外利率水平相对较高、息差空间可观，国际化被视作未来的“第二增长极”。更根本的动力在于，境内客户正在大规模“出海”，中资银行唯有跟随客户“走出去”，才能守住存量、拓展增量。
“这是响应‘双循环’战略及中资企业出海浪潮的必然选择。”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国内息差收窄迫使银行寻找新的增长极，而‘一带一路’及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巨大的跨境结算、融资需求。这意味着，中资银行通过国际化布局，可跟随客户‘走出去’，分散单一市场风险，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政策层面亦有明确表态。近期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且“出海”方式由单一的产品出口演进为产能出海、技术出海与全产业链布局的深度融合，这将对中资银行的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中资银行的海外网点布局、金融产品供给、风险管理体系等，都亟待因时而变。
国际化布局已初显成效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四大行陆续恢复设立。次年6月7日，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开门营业，由此成为新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银行分支机构。
随着本世纪头10年股改上市的完成，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国际化布局也取得长足进步：国有大行领先，股份制银行次之，城商行相对滞后，呈现出明显的梯队格局。
其中大行的布局最为完善。截至2025年末，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几乎都在六大洲设有分支机构。比如中国银行拥有533家境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工商银行已在4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10家境外机构。这些境外分支机构包含了分行、子行和代表处三大类。
界面新闻记者根据银行年报整理制表
“分行和子行可开展东道国金融监管允许的银行业务，代表处则是银行在海外设立的一种非经营性机构，主要承担市场调研、客户联络和信息收集等职能，不能直接办理存贷款、结算等具体银行业务。”沪上某外资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解释称，“不过满足一定条件，且银行有意愿、监管同意，代表处也可以升级为分行。”
国有大行中，中国银行的国际化业务最为突出。截至2025年末其境外机构资产、营收分别约9万亿元、1563亿元，均占全行总资产、总营收的23%。横向对比看，中国银行境外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已接近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的整体水平。
被称为“宇宙行”的工商银行国际化业务也较为领先，除开设网点外，工商银行还通过收并购的方式拓展海外布局。如2008年工商银行收购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间接覆盖非洲市场。这笔收购也是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单笔对外投资。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工商银行境外机构总资产4916.15亿美元，占集团总资产的6.4%；税前利润44.06亿美元，占集团税前利润的7.3%。
相比大行，股份行在境外也有布局，但数量不多。其中境外布局相对较广的是招商银行，其在境外拥有6家分行（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卢森堡、悉尼分行）和3家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招商永隆银行、招银欧洲）。而多家股份行仅在香港设有一家分行。
按照监管要求，城农商行需要属地经营，在境外几乎没有布局。不过也有个别例外，例如北京银行在香港、阿姆斯特丹设有代表处，其中阿姆斯特丹所在国荷兰正是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ING BANK N.V．所在地；上海银行则在香港设立了上海银行（香港）和上银国际两家子公司。
总体而言，中资银行尤其国有大行在境外的布局已较为完善，但与国际领先同业相比，中资银行在国际化上仍存在差距。
一方面，国际化较为突出的国外大行来自境外的收入占比在30%以上，而中资银行中国际化最突出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3%，其他中资银行大多不足10%。
另一方面，中资银行的境外业务布局仍以港澳台为主，其他地区的业务规模仍偏小。以中国银行为例，其港澳台地区的资产占境外机构资产的三分之二，港澳台地区利润占境外机构利润的四分之三。
两大原因
在已有初步布局的基础上，多家中资银行近期密集表态，将加码国际业务或跨境金融。
界面新闻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制图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在该行业绩会上的表述颇具代表性。他在谈及未来战略时表示：“必须把国际化作为拓展空间的必由之路，必须把国际化作为关系兴衰成败的大事，必须把国际业务作为服务客户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
吕家进这番话的本质，是将国际化从可选项重新定义为必选项，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战略动员色彩——“不出海，则出局”。
分析来看，中资大中型银行当前强调“出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境外息差更高。近年来中国利率水平持续下行，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而海外则利率水平相对较高，净息差也较高。
此外，跨境业务的高速增长也为中资银行带来了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如上海银行2025年结算与清算业务收入增长25%，公司解释称“主要受跨境交易业务增长驱动”。
在此背景下，诸多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或境外分部的营收增速大多在10%以上，远高于境内机构。
比如建设银行2025年境外分部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增23%；境外机构实现净利润120亿元，同比增31.7%。再如兴业银行境外分部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46%、49%。
虽然境外机构营收增长迅猛，但占大头的仍是境内机构，因此一些银行将发展跨境业务作为未来的“第二增长极”。
“如果说境内分行是集团经营发展的‘主产区”，提供稳定持久的动能输出，那么全球经营、综合服务就是我们主动开辟的全新‘增长极’，为破解低息差约束、锻造穿越周期的价值韧性注入增量动能。”工商银行行长刘珺表示。
二是中资银行境内服务的企业客户“出海”，银行相应跟随“走出去”。“大量中资企业‘出海’、进行国际化布局和经营，需要中国银行业为出海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我们应考虑如何满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招商银行原行长王良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
这背后是中国“出海”方式的变化。“从我们的客户看，机电装备、电动汽车、光伏新能源等优势产业，正加速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转型升级。”某股份行东部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副总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数据也有印证。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590亿美元，而2025年增长至1457亿美元。
界面新闻记者根据商务部、同花顺ifind数据制图对于中资企业近年加速“出海”的原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分析称，一是“中国+1”策略，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增强供应链韧性，企业在保留中国核心生产基地的同时，将部分产能向第三国转移；二是规避关税壁垒，面对美欧等市场的高额关税，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盟等中立地区。三是中国国内市场供需问题逐渐加剧，企业利润空间受挤压，向海外寻求新的增长空间。
随着中资企业海外设厂步伐加快，国际化已不再是大中型银行的专属课题，部分城农商行亦将跨境业务列为重点发展方向。
比如杭州银行近年扩表迅猛，被市场视为“成长股”。董事长宋剑斌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预计未来10年中小银行的信贷平均增速可以达到10%。“从发展机遇来说，‘出海’是机遇。虽然杭州银行没有设立境外分支机构，但是可以通过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客户‘出海’。”
深耕上海、服务“三农”的沪农商行未来三年也将推进本外币与境内外一体化，做强跨境金融。
该行行长汪明在业绩会上表示：“随着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转变，跨境金融需求正爆发式增长，上海已成为中国企业特别是长三角企业出海的桥头堡。我们将通过本外币、境内外一体化的深度实践，将跨境金融打造为新的增长极。”
国际化新课题
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出海”意味着需要在境外落子布局，这对境外机构网点本就不多的中小银行更为紧迫。华夏银行就在年报中明确表示，推进跨境金融业务发展，积极筹建海外机构。
目前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主要有代表处、子行和分行三种模式，不同模式优劣各异。
“不同类型的银行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娄飞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大型国有行宜采取全面国际化策略，在核心枢纽设立子行或分行，构建全球金融服务网络；股份行应跟随客户，在重点国家设立分行，聚焦特色业务；城商行则宜设代表处，通过代理行模式间接提供跨国金融服务。”
娄飞鹏续称，在具体模式上，需要权衡资本投入、监管门槛与业务需要，如果需要全面经营且隔离风险，子行模式最佳；如果侧重母行联动与资金调拨，分行模式更优；如果仅做市场调研与联络，代表处的成本最低。
产品服务模式也亟待创新。“以往我们的国际业务更多的是做结算、融资、资金交易业务，现在我们不光要做这些业务，还拓展到汇率避险、企业海外融资、全球资金管理等金融与非金融的业务。”前述股份行东部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副总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该副总举例称，中资企业在海外建设工程，通常需要本土化主体运作项目（主要是设立子公司），但子公司资信能力与运作能力不足，很难从当地银行获得融资，为此可能需要创设一系列的交易结构。
该分行的应对举措是推出“分离式保函”解决方案，核心在于实现“信用主体与使用主体分离”：基于对境内母公司的授信支持，直接为其海外项目子公司开立保函，以母公司信用为海外主体增信，助力境外子公司开展业务。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核心症结，境内与境外金融服务存在严重割裂。许多出海企业在不同阶段需依赖不同的金融服务提供方，境内业务靠国内机构，境外则需重新寻找融资渠道和合作银行。”
郭凯建议，大型中资银行应积极拓展服务半径，打通境内外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这不仅需要银行推进业务创新，也需要监管层面给予更多包容与支持，允许其在合规前提下实现跨境服务衔接。
娄飞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中资银行应重点完善跨境资金池、全球现金管理及供应链金融产品，满足跨国企业资金归集与调拨需求。同时，需要强化跨境并购贷款、银团贷款及汇率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供给。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经营是否能实现高于本国的盈利，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银行“出海”还面临地缘政治、合规监管、汇率波动及文化整合等风险。
娄飞鹏建议，中资银行首先需要建立全球合规管理体系，严格遵守当地反洗钱、数据隐私及资本充足率等要求；其次，需要实施本土化战略，聘用当地人才，融入社区以降低文化冲突；再次，需要加强投研能力，利用衍生品对冲汇率与利率风险；最后，需要保持审慎扩张节奏，避免盲目并购，建立风险隔离机制，确保母行经营发展稳健，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化发展。
责任编辑：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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