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26年3月作者在中欧北京校友会上的主题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原文刊载于“中欧北京校友会”（2026年4月18日）。
一、当前宏观经济的核心特征与关键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创新与技术进步领域发展势头向好，但需求侧、物价、企业利润、就业等方面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其中核心量化表现为中美经济增长的反差：中国实际GDP增速（5%左右）高于美国（2.5%~3%），但名义GDP增速显著落后（中国4%左右、美国5%~6%），这带来两大关键问题：
以市场汇率核算，中国GDP相对美国的规模从2021年的76%降至2025年的63%，引发该趋势是短期扰动还是长期开端的争议；
中国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物价存在下行压力，反映经济增长或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下，核心矛盾为需求不足，若能有效拉动需求，经济增长有望回升。
二、宏观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规模经济的底层支撑
经济增长由供给和需求两侧协同决定，而规模经济是供给端增长的核心逻辑，也是贯穿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主线，其核心内涵与延伸逻辑可总结为三层：
规模经济的本质：生产规模扩大摊薄固定成本，降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而实现规模经济的核心是分工与贸易，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本质就是分工和贸易驱动的规模经济；
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技术进步并非外生的“天上掉下来的红利”，而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其根本驱动因素是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规模越大，天才人才储备越多、研发资源投入能力越强、创新收益与激励越高，这也解释了“超大市场规模促进创新”的底层逻辑；
规模经济下的发展分化：与传统“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差距收敛” 的观点不同，规模经济会带来发展分化（大分流），率先实现规模经济的国家能形成更强的创新能力，与后发国家的差距持续拉大，工业革命后欧洲与东亚的差距、近20年中美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先地位，均印证了这一逻辑。
同时，规模经济的实现需依托市场经济+ 政府合理干预：前苏联虽有人口规模但因非市场经济失败；而市场存在外部性（环境污染、科技创新的社会收益远大于个体收益），无法单独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需政府通过制度设计、财政补贴等方式纠正，且市场本身就是政府制度设计的结果，并非客观存在，核心是设计兼顾创新与公平的市场制度。
三、需求不足的两大根本原因与调控逻辑
供给端的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需要与需求端匹配，否则创新成果无法转化为收益，而需求不足的根源有两大核心，对应两套经典经济学理论与调控逻辑，二者相辅相成：
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平均消费率低，富人消费需求有限，普通人缺乏消费能力，因此需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如美国战后通过建立现代福利社会保障体系，降低贫富分化，支撑了20年经济繁荣；
货币的存在导致投资不足（凯恩斯货币经济学）：货币作为安全资产，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更多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是风险资产，导致市场化的投资需求不足，因此宏观调控需要财政扩张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如央行量化宽松、购买国债，同时政府扩大开支来支持总需求扩张。
四、当下中国的两大“规模新经济”：绿色产业与人工智能
人类社会正经历全新的规模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在绿色产业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抓手，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底牌：
（一）绿色产业：中国领先全球的规模经济典范
中国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绿色超级大国”，绿色产业的成功并非源于核心技术原创，而是依托规模经济将绿色溢价降至负值（清洁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其核心逻辑与优势体现在：
政策路径正确：欧盟从需求侧做“减法”（碳交易、碳税提高化石能源成本），中国从供给侧做 “加法”（财政补贴、产业政策扶持，扩大清洁能源供给），前者因违背民生需求难以推进，后者依托制造业规模经济持续降低清洁能源成本；
产业特性适配规模经济：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属于制造业，设备成本占比超80%、可变成本几乎为零，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且行业充分竞争（无化石能源的垄断属性），即便国内 “内卷”，也为全球降低了清洁能源成本，尤其惠及发展中国家解决能源贫困；
能源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传统化石能源是“规模不经济”（储量固定、开采越深成本越高），而清洁能源可人工制造、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中国的绿色转型让能源从 “资源依赖” 转向 “制造依赖”，重构了全球能源经济的底层逻辑。
（二）人工智能：规模定律下的中国应用优势
人工智能的发展遵循规模定律（scaling law）—— 模型性能提升依赖参数、数据、算力的规模增加，但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同等规模投入带来的性能改善速度放慢），这一特征决定了AI 发展的核心逻辑，而中国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
规模投入的门槛：AI大模型的研发需要海量的资金、算力、数据投入，只有大国和大企业具备资源支撑，这使得中美成为全球AI领域 “遥遥领先的第一梯队”；
中国的核心优势在应用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规模，以及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能为AI大模型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和数据反馈，弥补研发端的部分差距，而DeepSeek等中国创新企业的崛起，正是中国AI上下游规模经济生态体系的必然结果；
AI的经济价值取决于落地渗透：AI的投资回报最终依赖在经济体系中的应用空间和价值创造，中金研究院估算，2024-2035年AI将为中国GDP每年额外带来约0.8个百分点的增长，而这一潜力的释放，核心依托中国的应用规模优势；
人力资本的规模优势：中国本科人口达2.1-2.2亿，远超美国（9000万）和印度（8000万）的总和，AI优秀本科人才储备也多于美国，人力资本的规模成为AI创新的重要支撑。
五、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地缘竞争下的外循环新模式
中国制造业和产成品贸易的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成品贸易中心，引发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和 “去中国化（去中心化）” 策略，这是中国规模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外部挑战，但该策略并未改变中国出口增长的趋势，反而推动中国外循环形成新模式：
贸易结构重构：中国对美国出口份额下降，但对“一带一路” 国家、非洲、中东、拉美、东南亚等市场的出口大幅增加，出口总量和贸易顺差持续增长；
投资结构升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中，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占比持续提升，且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相关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从10年前的不足5%升至当前的45%，成为对外投资的核心领域，呼应了中国绿色转型的全球价值；
循环逻辑改变：过去外循环是“向美出口消费品→赚美元买美国国债” 的物流 —资金流闭环，现在转变为 “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中间品、资本品、投资品→企业出海形成股权”的新闭环，依托规模经济实现全球产业链的深度绑定。
从经济学理论看，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决定因素已从比较优势转向规模经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并非源于劳动力成本，而是自身的规模体系降低了成本，西方国家通过提高关税等方式增加交易成本，短期影响贸易结构，但长远来看无法撼动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
六、中国经济的内部关键：需求内循环的修复与政策协同
中国拥有规模经济的供给优势，但需求不足是当前的核心内部矛盾，若仅靠外循环消费，难以支撑长期增长，因此修复需求内循环是未来5-10年的关键，核心在于财政与金融的政策协同，解决债务问题并拉动消费，具体逻辑与举措为：
货币供给的两种模式与当前问题：货币供给分为信贷投放和财政投放，中国过去过度依赖信贷投放，导致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问题（房地产是信贷核心抵押品）；当前处于金融周期下行阶段，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压力巨大——还本付息占新增贷款的80%~90%、占GDP的30%以上，且信贷需求疲软，货币回笼后难以通过贷款重新投放，形成“货币闭环收缩”；
核心政策方向：增加财政投放货币，推进债务重组，将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改革结合，财政扩张不再单纯刺激短期需求，而是投资于长期增长与公平；
财政扩张的关键领域：
投资生育、养育、教育，既拉动当前消费，又提升人力资本规模，支撑长远的规模经济与创新；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既促进社会公平、释放消费能力，又能缓解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助力生育率回升；
债务问题的化解：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债务，针对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货币收缩问题，通过财政投放外生货币、债务重组激活内生货币，打通货币流通循环。
七、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两大核心趋势
结合规模经济的底层逻辑、中国的产业优势与政策方向，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将呈现两大不可逆转的核心趋势，二者缺一不可，共同决定中国经济能否重回增长快车道、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
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以绿色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与规模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产业增长潜力，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公平导向的社会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改善，共同富裕推进，贫富差距缩小，需求内循环有效修复，为供给端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提供充足的需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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