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26年5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线上播出。
与会嘉宾包括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历史学家、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董志勇；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邱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张志明；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玉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樊士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主编李稻葵；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所联席所长刘培林。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宏伟发表致辞，会议由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王宏伟指出，ACCEPT研究院成立八年以来，在建设基于中国经济实践并具有国际普遍适用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持续发力，产出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成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创办了英文国际学术期刊，2025年创办的中文期刊，已收录三位诺贝尔奖学者成果，期刊引用率短时间攀升迅速。他希望研究院把握历史机遇，以服务国家为使命，坚持开展国际影响力研究、打造国际学术高地、提升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经济学改革引领者，合力推动清华大学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面旗帜。
李稻葵在会上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学科进展与未来方向。他指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把政府这一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纳入经济学分析体系，研究政府行为及其背后的激励机制，从而真正落实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他特别强调，学科比学派更有生命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学科意义，是因为它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建构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能够把中国经济实践中的经验转化为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理论贡献，并进一步在国际推广。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应坚持案例、理论和统计“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议题上，李稻葵认为，AI不仅提升了经济学研究能力，也提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必须回应的重大问题。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形成“硅基社会”。人类不仅要研究AI如何影响经济运行，更要研究硅基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硅基社会内部的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基于此，他建议设立兼具发展与治理职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委员会，由学者、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并具备明确使命、专业能力和监管权威，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之间形成有效平衡。
埃里克·马斯金围绕人工智能革命的社会影响与治理架构展开论述。他认为，AI相较既往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扩散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几乎将触及所有社会领域与就业部门。一方面，AI能够替代大量常规性、重复性乃至部分脑力劳动；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如就业替代、深度伪造、自主性增强后可能失去控制的深度危机。
在治理逻辑上，马斯金强调，对AI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私人部门可能因收益外溢而投入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研究资助与制度激励。他进一步主张，应将机制设计原则应用于AI治理机构建设，通过合理配置权责、专业能力与激励约束，确保机构既能促进AI发展，又能有效防范技术滥用。相较于高度独立且目标明确的美联储模式，他更倾向于财政部式的专门AI部门。 
郑江淮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应用开发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到基础研究导向发展阶段。但当下投入结构严重失衡，全国研发经费占比非常低。在区域层面，有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错配问题，东部研发经费占比下降，发明专利授权占比上升；西部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上升，发明专利授权反而下降。高校作为创新链上游部门，基础研究与供给脱钩，下游低水平重复竞争，成果转化率非常低。地方政府偏好于在开发研究上投入更多，因为能带来GDP和政绩。
基础研究有双重外部性。一是“非对称的横向空间外部性”，基础研究知识溢出强度与区域间创新差距呈U型关系，中西部实际创新能力比较弱，即使研发投入占比上升，创新产出反而被东部地区虹吸了；二是“纵向环节外部性”，上游环节作为基础研究部门，并不能获得所有的收益。横向外部性和纵向外部性的叠加，导致了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最后导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应对方式在于搞新型举国体制，该体制应为内生性，就是要克服整个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一是纵向整合，把整个环节外部性内生化。增加对现有的基础研究主体研发投入，把基础研究的广度充分覆盖，体制上有制度创新，当基础研究投入足够多，覆盖面主体足够广，就可以淡化外部性影响；二是横向统筹，把跨区域和跨主体空间外部性内生化，靠利益协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最主要的是跨地区的成长共担和收益共享，这对央地体制关系、差别化补贴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分享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抉择”展开。他指出，人工智能已不再只是辅助性的工具，它已在越来越多的关键领域中参与并影响决策过程。从电网运行到交通系统，从金融交易到医疗服务，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开始取代人类的决策权。他强调，上述决策权转移的关键问题在于算法的“不透明性”：人类将涉及资源分配、机会获取与风险判断的各类重要决策权轻率地交给人工智能系统作出，相当于放弃了对决策过程本身的理解与控制，这不仅可能损害社会公平，还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
基于历史学家的视角，他认为科技变革毋庸置疑地带来更大的福祉，变革的负面因素往往并不在于变革本身，而在于人类适应和接纳变革的过程。当社会过快地拥抱新的技术和进步，却又缺乏有效的审查与纠错机制的制约，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决不能”先上线，后治理“，要建立能够约束人工智能系统的制度安排，确保其运行和决策过程可以被核查、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被及时纠正，以及在关键领域保留人类的干预能力。 
董志勇教授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视角切入，围绕“扶贫能扶志吗 - 从‘懒汉’问题看政府政策和个人抉择”展开系统演讲。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聚焦资源配置中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互补，而贫困治理中的“懒汉”问题，正是该视角下政策设计与市场激励如何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典型议题，其本质关乎政府扶贫政策的干预边界、市场机制的激励效能，以及两者如何共同破解个体低努力均衡的难题。
演讲指出“懒汉”问题自改革开放初期延续至今，可从道德、经济学、行为科学三个维度界定，明确其核心是个体低参与、低预期、低努力的低水平均衡，系结构性与个体困境交织的结果，而非单纯品德问题。董志勇教授运用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模型，分析影响两者的关键因素：前者受收益、风险、机会等变量制约，后者则与即时消费偏好、损失厌恶、社会文化机制等相关。政策应对层面，董志勇教授提出短期与长期双重路径：短期通过务工补贴、产业奖补等政策调整预算约束线，提高努力收益、降低参与成本，；长期聚焦“扶贫扶志”，从稳定预期、降低学习参与成本、建立责任约束与奖励机制三方面，推动无差异曲线外移，激发内生动力。最后，通过关注 “懒汉”问题的长期性、激励政策的长期成本收益估算、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并提及雇主与雇员对薪酬-投入的预期差异实验等问题，董志勇为后续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视角深化该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圆桌讨论环节，邱斌认为，作为相关研究人员，在从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十五五”规划中领会精神的同时，保持对社会中重大议题的关注同样十分重要：如南京地铁及都市圈的扩张、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制造业投资差异、文旅经济、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热点。他认为，得未来产业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得00后者得天下。要正视当下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下行压力，但也要反对西方某些观点对中国经济以及人口问题的恶意唱衰。
研究方法层面，虽然重回经典仍然重要，但邱斌认为传统亚当·斯密绝对优势、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已难以适配当下中国发展，而浙江大学全球发展学院院长黄先海提出的从中国的自主体系中获得比较性优势，集聚某一种要素就能从0做到最好，更能解释当下相关产业招商引资充满活力的现象。

李涛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现代政府治理和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参与者，政府行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政府的激励机制更加合理，以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项核心课题。
在此基础上，李涛提出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理解；首先是学术原创性，应立足中国实践形成知识、理论、方法；其次是国际认可，避免封闭化发展；最后是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涵盖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其中尤其应当注重对年轻一代研究人才的培养。李涛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贡献。
杨玉珍从宏观治理和区域经验两个层面谈到了她对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理解。她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经济治理，而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她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中，不同地方并非简单呈现“政府强则市场弱”的关系，而可能出现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等多种组合，因此地方政府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本身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杨玉珍教授表示，河南师范大学已较早建立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希望依托这一平台，培养懂市场、懂政府、有文化、有道德自觉的学生。她邀请广大学者到河南、到河南师范大学调研交流，从当地具有充分现实感的经济现象中挖掘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议题。 
张志明表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大有可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政府干预相对有效的东部地区相比，边疆地区很多政府成员对经济学理解有限，在干预市场过程中有时不符合有为政府的要求，对市场秩序易产生负面作用，导致强政府、弱市场现象非常普遍。因此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边疆有很大的推广空间和价值，希望该学科能够在相关政府和高校间进行更多推广。
张志明指出，边疆民族地区对国家有重要意义，边疆兴则中国兴，边疆稳则中国稳，边疆地区实现现代化，才能保证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但边疆地区的经济运作规律与内陆存在差异，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前提假设条件也应与东部地区不同。他诚邀请广大经济学者到边疆实地考察，了解该地区经济运行态势并指导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该地区更好地应用，为实现现代化发挥更大更多的贡献。
 樊士德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高度契合经济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最终目标。当下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从欠发达到发达地区的流动规模巨大，趋势愈发明显。由于国家的精准扶贫聚焦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现阶段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有可能导致政策扶贫对象遗漏和空间上的偏差，这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考虑政府激励机制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由于劳动力外流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化所带来的影响。
樊士德还对李稻葵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作为学科建设的思路表示赞成，认为此举有利于该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研究深度。他同时指出，如果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作为学科建设，需要对学科的性质、内涵、外延、边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作出清晰界定。
最后，刘培林重点从研究问题的角度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独特性。首先，他提出当前许多年轻学者习惯于研究政府出台某项政策X之后对结果Y产生了什么影响，实际上，还可以“前移一步”或“跳高维度”，进一步追问政府为何会出台相关政策或有无设计出更好政策的可能。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和制度设计本身。
其次他强调，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不仅要理解“政府”，更要理解“与”字所代表的政府、市场间互动机制。政府出台政策之后，市场主体、地方政府或其他行为者是否响应、如何响应，决定了政策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他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印尼学习中国政策的案例作对比，说明同样的政策设计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响应，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不能被简单抽象化处理，必须结合具体情境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剖析。 
上午日程结束后，主办方又在学术分会场通过海报展示了来自浙江工商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民族大学、清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胡志明开放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重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聊城大学师生们的研究成果。
随后，会议以“政府与发展”、“ 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为主题，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辽宁大学、厦门大学、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南大学、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美国霍华德大学、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论文作者在现场分享了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相关的学术话题和焦点问题，并与现场嘉宾和与会师生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李思阳

jiuyou.com，j9，

www jiuyou com相关资讯：j9老哥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