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柒财经
　　从“破冰”到“扩容”，从“试验田”到“生力军”，在发展了十二个年头后，民营银行迎来变局。
　　4月下旬，东北地区首家民营银行——亿联银行股权变动的消息引发市场关注。据公开资料，亿联银行引入国资入股的事宜已被多方确定，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吉林金控”）很可能成为新的“话事人”。
　　这意味着，亿联银行将正式告别纯民营血统，转向国资主导。
　　亿联银行的“身份之变”并非孤例。自2024年下半年起，从江西到安徽，从江苏到吉林，民营银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顶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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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银行排队“入编”
　　天眼查显示，目前已有至少4家民营银行发生重大股权变更，地方国资以“接盘者”和“控股者”的身份密集入场。
　　1、江西裕民银行
　　2024年8月，金融监管总局批复同意南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受让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裕民银行30%股份。南昌金控作为南昌市属国资平台，正式取代陷入破产重整的“江西猪王”正邦集团，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
　　这是民营银行发展十年来，首次出现国资成为第一大股东的情况。
　　2026年4月，南昌红谷滩城投、南昌水业集团再次通过拍卖接手股权，使裕民银行的国资持股比例升至59.5%，完成了从民营主导到国资绝对控股的跨越。
　　2、安徽新安银行
　　紧随其后的是安徽新安银行。2024年11月，监管批复同意合肥兴泰金融控股、安徽建工集团、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三家国企联合受让该行10.2亿股股份。交易完成后，三家国资背景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达到51%，新安银行由此成为首家由100%民营企业持股变更为国资控股的民营银行。
　　这一案例极具标志性，相当于淡化了民营银行的固有标签。
　　3、无锡锡商银行
　　时间来到2025年8月，江苏第二家民营银行——无锡锡商银行完成股权变更。原第一大股东红豆集团因自身债务问题（股权被冻结、债券付息展期），将其持有的25%股份转让给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后者由无锡市政府出资设立，接盘后坐上锡商银行股东席头把交椅。
　　由此，锡商银行成功“入编”。
　　4、吉林亿联银行
　　进入2026年，这股风潮吹向了东北。作为全国四家互联网银行之一的亿联银行，其引入吉林省国资（吉林金控）作为大股东的事宜基本尘埃落定。此前，该行大股东因地产投资受损，国资的进入被业内视为稳定该行互联网业务根基的关键举措。

　　02

　　为什么民营银行开始“拥抱”国资？
　　曾经，民营银行因机制灵活、决策高效而被寄予厚望。为何在短短两三年内，它们却纷纷转头寻求国资的“避风港”？这背后是宏观经济周期、原始民企大股东困境与金融监管逻辑三重叠加的结果。
　　民企大股东“自身难保”是民营银行易主的直接导火索。
　　民营银行的大股东多为地方龙头企业，如养猪、地产、纺织等实体行业。过去几年，宏观经济深度调整，部分企业遭遇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比如，正邦集团（裕民银行原股东）因生猪价格波动，2021-2022年累计亏损超300亿元，最终进入司法重整，无力继续为银行提供资本支持。
　　红豆集团（锡商银行原股东），自2024年以来多次成为被执行人，其持有的银行股权因债务纠纷被冻结，不得不“卖股求生”。
　　另有个别房企股东在房地产行业下行周期中，资金链断裂，被迫出清金融资产。
　　当民企股东连自身主业都难以为继时，手头银行股权极有可能演变为风险源。为了防止风险外溢至金融体系，具有“兜底”能力的地方国资成为最优的“白衣骑士”。
　　其次，资本补充的迫切性。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盈亏鸿沟超百亿，民营银行变局已至》中，揭示了民营银行赛道分化加剧，不少选手自身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的现状。
　　而囿于种种掣肘，民营银行主要依靠内源性补充资本，缺乏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外源性补充工具。在净息差持续收窄（2025年末降至3.83%）、利润留存有限的背景下，资本补充成为民营银行亟待解决的挑战。
　　这时候，引入实力雄厚的国资股东，几乎是民营银行补充核心资本的唯一快捷途径。
　　最后，金融监管逻辑。
　　回顾民营银行设立之初，监管意在引入民间资本激活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然而经过十余年发展，行业“二八效应”明显：头部的微众、网商背靠腾讯、阿里一骑绝尘，而多数没有强大“靠山”的腰尾部则挣扎在生死边缘。
　　当前的金融监管主基调已从“促发展”转向“防风险”，改革化险加速，属地责任被强化，即地方政府需对辖内金融机构的风险负责。
　　因此，当民营银行股权不稳或经营风险冒头时，地方国资及时出手既是市场化选择，也是其实现“软着陆”和业务转型的现实考量。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专家曾刚指出，允许国资进入可视作对“民营银行”性质的淡化。当银行被国资控股后，其在网点设置、公开市场募资等方面的监管限制有望参照城商行标准，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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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民营银行的“国资化”，本质是一场多方共赢的“压力测试”结果：对于银行，是活下去并活得更好的希望；对于地方政府，是守住金融防线的责任体现；对于被接盘的民企股东，则是风险出清的无奈之举。
　　然而，国资入股只是第一步。如何避免陷入“国企化”的低效僵化，同时保留民营机制中原本的灵活与创新基因，是这批“新国资”银行未来必须直面的难题。

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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