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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沪农商行（601825）在最新披露的股东会材料中，有一份名为《关于贯彻落实上海金融监管局2024年度监管意见及本行整改措施的报告》。翻开这份报告，一组数据格外扎眼：截至2025年末，该行存续理财产品347只，总规模被压降至1565.2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它比2021年8月该行刚上市时的1604亿元，还低了近40亿。

　　上市四年，理财规模不增反降。这显然不是什么主动的战略选择，更像是在罚单、行业大限和旧账的合力下，一次不得已的“硬着陆”。

　　罚单里的旧账

　　时间回到2021年，沪农商行刚敲钟上市，不到一个月，监管的板子就落了下来。当年9月，上海银保监局连开两张罚单（沪银保监罚决字〔2021〕148号、149号），合计罚没超过245万元。其中149号罚单直指理财业务：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该行理财老产品投资到期日超过规定期限的新资产；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理财业务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在资管新规过渡期里，仍然用老产品承接新资产，这种操作暴露出转型初期的路径依赖和合规意识不足。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上市以来，这家银行因理财业务合规问题屡屡被点名，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合规的真正改善似乎比预期的更难。

　　2024年12月，上海金融监管局再次开出罚单，案由包括“未及时调整贷款分类、理财业务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等”，罚款155万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次处罚的依据，来自2022年的一次数据质量专项检查，与2021年首度被罚时的“信息披露违规”问题高度重合。

　　同样的事项，时隔数年仍被反复提及，难免让人对该行此前所称“相关问题整改已基本到位”的说法打个问号。

　　仅仅三个月后，另一笔罚单分量更重。2025年3月12日，上海金融监管局开出860万元巨额罚单（沪金罚决字〔2025〕90号），在18项违法违规案由中，直接涉及理财业务的就有4项，几乎覆盖了从销售、投资到运营的整个链条。

　　从罚单信息来看，合规问题贯穿了理财业务全流程。在销售端，“理财双录不规范”、“未收取合格投资者认定的相关证明材料”，意味着适当性管理存在疏漏，高风险产品有可能流向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者，交易过程也缺少完整的合规留痕。

　　在投资端，“对理财产品投资的信托资产估值不合理”则指向净值化转型的核心，估值若偏离实际情况，风险水平便难以被真实反映，容易埋下隐患。

　　到了运营端，“开展理财业务违反公平交易原则”，可能隐含损害特定投资者利益的风险。

　　从数据上看，上市至今，沪农商行累计收到百万级以上罚单5张，罚没金额合计超过2200万元，其中2023年就有一张1160万元的重罚。这些罚单虽然并非全因理财业务而起，但理财相关的违规问题在其中反复出现，说明该行在理财业务的管理机制和合规文化建设上，仍有不少需要持续改进的地方。

　　大限下的两难

　　连年的罚单，反映的是内部合规管理的压力。而悬在头上的监管大限，则意味着外部生存环境在持续收紧。此前市场曾传出消息，监管部门要求部分省份未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城农商行，在2026年底前将存量理财业务全部清理完毕。

　　尽管从近期各地的实际执行来看，口径有所分化，有的允许“平稳过渡”，有的采取了更柔性的处理方式，但压降存量这一大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沪农商行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其2025年度报告明确宣告“完成规模压降工作”。

　　截至2025年末，该行存续理财产品共计347只，总规模被压降至1565.2亿元。这一数字甚至低于其2021年8月末上市之初的1604亿元。

　　四年间，理财规模不仅原地踏步，还出现了小幅收缩。对于一家深耕本地市场、长期依靠自营产品维系客户黏性的中小银行而言，这无疑带来了不小的经营压力。

　　为了在失去自营理财规模优势后稳住财富管理阵脚，该行开始大力发展代销业务，走上一条“曲线突围”的道路。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该行代销理财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较上年末增长超两倍。

　　受此驱动，报告期内其代理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达到14.88亿元，同比增长1.03%；零售非储蓄资产（AUM）余额也水涨船高，达到2514.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62.9亿元。

　　依托代销发力，全行非利息净收入达到65.5亿元，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提升0.80个百分点至25.3%。

　　该行正积极构建“安享财富”品牌，借助数智化工具引导客户从单一存款向多元化组合转型，试图打通资产获取、产品设计与客户资产配置的大财富管理闭环，以此开辟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的“第二曲线”。

　　然而，代销终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应对之策。对于一家截至2025年末总资产高达1.6万亿元的区域性大行而言，如果长期单纯扮演他人产品的销售渠道角色，不仅意味着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也可能影响区域品牌价值的积累与核心竞争力的锻造。

　　真正的破局之道，或许仍在于拿下理财子公司牌照。

　　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沪农商行行长汪明公开表态，该行正在积极推进理财子公司的筹建。

　　但从眼下的监管环境来看，申请理财子公司牌照这条路并不好走。自2023年底浙银理财获批筹建之后，行业就进入了俗称的“牌照断供期”，审批层级提高，门槛也较以往更为严格。截至目前，包括沪农商行在内，仍有约8家中小银行排队候场，竞争相当激烈。在趋严的监管红线和白热化的同业博弈之下，沪农商行这场牌照突围战，不确定性依然不小。

　　十字路口的抉择

　　把视野拉宽来看，沪农商行的处境并非孤例，而是当下中小银行理财业务大洗牌的一个缩影。行业资源正加速向头部机构集中，6家国有大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旗下的理财子公司，已经合计拿走了近78%的市场份额，中小银行的空间被越挤越窄。

　　中国理财网和企业预警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还有理财产品存续的银行机构只剩159家，理财公司32家，发行银行数量较上年末一下子减少了59家。

　　面对生存压力，中小银行也曾试图寻找“柔性过渡”的路径。此前，业内一度兴起“联创理财”模式，即无牌照的中小银行与理财公司共建资产库，由中小银行推介资产、理财公司发行产品并交由该行全额代销。

　　这种尝试旨在合规框架内保留一部分底层资产挑选与投研能力，但在实际落地中却遭遇了较大阻力。

　　持牌理财公司受内部治理制度约束，通常不愿也难以向合作银行真正让渡投研与风控管理权。这一模式容易引发责任不清、风险转嫁等问题，与资管新规“主动管理”“卖者尽责”的核心原则存在冲突，因此在合规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当“曲线”走不通，摆在面前的就只剩下“直道”冲刺这一条路，但这恰恰是最难过的一道坎。近年来，理财子公司牌照的审批明显趋严，门槛也在抬高。

　　银行不仅要跨过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元这道硬性财务门槛，还要面对显著放缓的审批节奏——自2023年底浙银理财获批筹建之后，行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的理财牌照获批。

　　更为关键的是，审批层级也大幅提高，原先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设，现在需要上报到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这背后，折射出监管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整体思路。目前，包括沪农商行在内，还有大约8家中小银行挤在候场的队伍里，竞争相当激烈。

　　在极限施压之下，部分中小银行开始另寻出路，尝试“抱团取暖”。

　　四川就走在了前面，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和四川银行计划联合申设理财公司，想用“一省一牌”的区域协同模式，打破单家银行在资本和风控上的硬性门槛。这几家机构的体量加在一起不容小觑：成都银行到2026年3月末总资产已接近1.4万亿元，成都农商银行2025年末也历史性突破万亿大关，四川银行则通过收购并表长城华西银行，资产规模大增超过六成，三家合计资产体量已跃升至3.1万亿级别。

　　江浙地区的打法也类似，但依托的是更庞大的省级平台。江苏和浙江正以改制后的省农商联合银行名义，向上递交理财子公司申请。

　　背后的底气很足——江苏全省农商行系统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元，浙江更是突破了7万亿元，存贷款规模在省内银行业都名列前茅。

　　两大经济强省凭着省级信用背书和万亿级的客户底盘，正在联手冲击已沉寂许久的理财牌照审批。

　　当联合申牌成为越来越多中小银行的选择，沪农商行仍在独自闯关，罚单带来的合规欠账，也让牌照的申请之路多了几分未知。从压降规模到冲刺牌照，该行这四年的经历，是许多中小银行共同处境的写照。旧模式在退场，新船票却迟迟下不来。

责任编辑：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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