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77年，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1978年开启了经济体制的渐进转轨，方向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笔者这里从哲学视角，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源自于哪里，现在是什么特色，未来发展到哪里去？今天发出之六。
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研究观点，不代表本平台及作者所在单位/机构立场
头图来源：摄图
正如中央主要领导指出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二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劳资关系、再分配、建立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引入了社会主义因素，较好地解决了资本积累过多、居民消费过少的不平衡问题。然而，苏联和东欧各个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本意是想通过推进工业化重生产，形成强大的国力，再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却形成了国家资本长期高积累与居民生活低消费的格局。
解决积累与消费失衡是未来中国的艰巨任务
二战后，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较大区别在于，前者逐步进入高消费和低积累时代，GDP中居民消费占比虽缓慢但持续上升。然而，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诸国，则一直未能解决积累与消费失衡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1957-1977年，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两大部类生产不平衡；1978-2024年的渐进转轨中，仍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循环仍呈现出高积累和低消费的惯性。
（一）相比之下的高积累与低消费模式
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全民占有，并按比例有计划地生产，国民收入更多地分配给居民，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避免因资本积累和集中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生产失衡及生产过剩的格局。
然而，与国际同发展水平国家数据比较，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半段、苏东转轨前及中国1978年前存在的马克思所述高积累低消费两部类失衡问题有所缓解，但进入21世纪后又发生较大偏差，我们仍被两大部类生产不平衡问题所困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如图1所示，1960-2024年间，与中国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中高收入国家（扣除中国数据，下同），其GDP用于积累和最终消费的比例平均分别为24.05%和75.95%；中国GDP用于积累和最终消费的比例平均分别为38.74%和61.27%。相比较之下，中国积累率高出（即消费率低了）14.69个百分点。其中，2024年，中高收入样本国家的积累和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23.79%和76.21%，中国则为44.36%和55.64%。与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积累比例平均高出（即消费率低了）20.57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二）积累与消费不平衡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
一个国家总消费来源于居民消费支出、政府转移给居民的消费以及政府自身消费。通常，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例在5%到10%之间。然而，消费基础是用于消费的收入，主要包括居民收入、政府转移给居民的教育卫生公共服务及其他福利收入，以及政府先收缴再支付的养老医疗保障收入。
高积累和低消费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观察图2居民收入数据：1951-2024年间，样本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63%左右提高至68%左右，平均为65%；同期中国从64.86%下降至43.13%，平均为44%。相较于样本国家，差距达21个百分点，其中2024年差距为25个百分点。分阶段看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1951-1957年为54.25%，1958-1977年为31.98%，1978-2006年为50.55%，2007-2024年为42.72%。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较好的阶段是建国之初和改革开放前半段。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导致居民消费支出能力不足。再观察不包括政府转移的居民消费支出：1951-2024年间，国际样本国家居民消费支出按收入消费率15%估计，其占GDP比例从53%左右提高至57%左右，平均为55%；同期中国从58.38%下降至29.47%，平均为36%。相较于样本国家，差距达19个百分点，其中2024年差距近28个百分点。分阶段看，中国不包括政府转移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例：1951-1957年为48.83%，1958-1977年为28.76%，1978-2006年为41.82%，2007-2024年为30.5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小结上述中国积累与消费比例，及与国际正常值的比较，从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支出到宏观积累过高与消费过低的数据逻辑链说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造成了长期消费不足，以及相对于国内市场需求的生产过剩。一旦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就会因国内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到2024年，中国生产制造方面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居民消费层面的工业化尚处于中后期，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工业化仍停留在中期。
积累与消费失衡的初次分配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国民经济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但常有人将此原因简单推断为民营企业过多、民营企业家收入过高和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并认为解决对策首先是限制民营企业在生产资料中的占比和发展数量，主张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国有企业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居民消费占比低的问题。然而，民营企业生产资料占比最高、数量最多的浙江，与国有经济比例最高的省份相比，其居民内部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却是最小的。
这就需要从逻辑上厘清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不足形成的各个层次和方面的深层原因。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是初次分配问题，还是再分配问题？若是初次分配问题，那么是否是资本分配过多？又是哪类资本分配过多导致劳动分配偏少？必须厘清这些，才能针对性施策、推进改革。
（一）所有制和要素构成结构对积累和消费的影响
革命胜利后，全民所有制和生产方向调整的本意，按马克思观点，是在共同利益下，由自由人联合体占有生产资料，人民所有制企业在进行资本更新和积累的同时，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
传统社会主义和渐进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其国民经济初次收入分配向积累和消费流动的机理是：国家投资和建设资本有机构成高、容纳就业少的国有企业，其收入主要用于资本再积累和储蓄；随着技术进步，政府工程项目GDP中劳动参与和分配比例越来越低。因而，收入流向积累的比例越来越大，流向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小。
1.资本密集国企重积累对消费贡献率较小
从要素结构、分配流向和经济主体功能逻辑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高，主要生产生产资料产品；其收入分配以资本要素为主，所得收入又进入积累。因此，国有企业主要是国民经济积累性经济主体。政府直接进行过多投资建设、过多兴办国有企业，是形成国民经济高积累低消费的重要推动机制。而苏俄和中国都曾实行：一是生产资料国有（即政府所有制企业）进行生产；二是政府对公共建筑、城市基础设施及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直接投资建设。
其结果，从工业化进程看，国家加速了生产力资本积累；从经济主体看，国有企业通常资本有机构成高，产品多为生产资料类。当矿山、土地和资本等资源要素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时，生产容易偏离以满足人的生活为目的的初衷，形成“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惯性机制。
2.个体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容纳就业对消费贡献较大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主要生产消费品和提供消费服务；其要素贡献分配以劳动收入为主，约80%的分配收入进入消费。因此，民营企业主要是助力于国民经济消费的经济主体。
个体和民营企业创业就业容纳的就业数量越多，其劳动密集度越高、资本密集度越低，收入流向消费的比例就越大，流向资本的比例则越小。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城镇民营企业快速蓬勃发展，形成了成千上万吸纳就业、创造财富的中小微企业，后续合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数量持续扩大，共同构成了非国有和竞争性的国民经济生产服务主体。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结合，江浙闽粤一带家家作坊、村村工厂，乡镇企业兴旺发展。1978-2023年，乡镇企业数量从152万家增至2185万家，就业员工从2827万人增至13573万人。期间，职工年平均工资3890元，职工家庭因乡镇企业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从2.61%升至7.65%，比例较高的1992-1997年平均为9.68%。
这一时期也是城镇个体和民营企业大发展阶段。城镇无业青年、回城知青、刑满释放人员、进城农民等通过创业就业发展了一批个体民营企业，90年代中小国有企业转制又形成一批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劳动密集度高，与闲散劳动力及原有地块、厂房、店铺结合，形成个体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容纳了大量劳动者就业，增强了城镇劳动者家庭收入和消费能力。据估算，城镇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就业和工资收入贡献的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在12%到15%之间。特别是1978-1996年，居民消费总支出占GDP比例能保持在44.73%的水平，乡村和城镇个体商户及中小微企业就业和收入的贡献功不可没。
3.企业所有制变化和结构资本化使消费占比下降
为何改革开放后半段，乡村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如此显著的相对收缩？主因在于：(1)地方干部普遍追求企业“做大做强”，却忽略了企业生态应如海洋生物圈，包含小鱼小虾与鲸鱼大鱼，不可能只有大型企业；(2)各地热衷招引大国有企业、上马大项目（笔者并非完全反对）。但需思考：外来国有资本密集企业与本地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消费有何关联？与本地产业有何协同？部分外来国有大项目虽拉动了GDP和税收，却往往与本地城乡居民发展、就业增长、收入提高无直接关联，也未带动本地产业链形成。
20世纪后期起，每年容纳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因各种政策不稳定原因大量关停。如前所述，部门和地方在发展观念上“喜大轻小”。一方面，在要素供给上对中小微企业鼓励不足，政府支付其工程货款等款项缺乏诚信。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强调要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整治不能“一刀切”，但部门和地方各类执法对其较为频繁严苛，特别是政出多门，不断掀起如“抓大缩小”、“腾笼换鸟”、生态环境、生产安全、水务岸边、规划用途、压减产能、违章建筑、“大棚房”和“散乱污”等整治运动。往往层层加码；一企出问题，全园区、全行业甚至全市停产整顿。此类整治常表现为地方政府不依法行政，不保护中小微企业产权，对拆除部分或整个企业不予补偿安置，以零成本拆违没收企业用地谋土地财政利益，甚至个别人员借拆违寻租。
一个国有企业员工使用的资产，若用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可成倍增加就业。粗略估算，国有企业、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本-劳动力构成分别为1284万元/人、200万元/人、150万元/人、50万元/人、20万元/人。即1个国企就业员工平均占用资产，若用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可分别容纳6名、9名、26名、65名员工。
“重大轻小”的发展观念，加上营商环境不友好、政策多变、地方诚信法治缺失，导致能够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增强消费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关停不少。这也是21世纪后国民经济高积累低消费的一个重要成因。
上述企业所有制、规模结构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47.96%和38.99%下降至2024年的43.13%和29.47%的重要原因。
（二）阻碍人口流动对居民创业就业、收入及消费的影响
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导致在城市、工业和基础设施快速积累的同时，在农村农业低消费领域淤积了大量低收入人口。这也是中国高积累低消费的重要成因。一国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向工商业流动配置，使其从就业机会少、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消费水平低的农村农业，向就业机会多、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消费水平高的城市工商业转移。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约四分之一的增长率源自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带来的工商业就业扩大、生产率提高和城市消费人口增长。
如前所述，1958-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户籍管制和集体劳动限制了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1978年后虽逐步放开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工商业发达地区流动，但户籍管理、子女教育、住房成本、医疗养老、土地房屋难以市场化退出等一系列体制仍构成障碍。2023年，与中国人均GDP发展水平相当的八个中高收入人口大国，其农村人口比例已降至18%，农业就业比例降至8.8%。而2024年的中国，农村常住人口比例仍为33%，数量达46478万人；另有2035万常驻城镇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农业就业比例为22%，全国73439万劳动力中，仍有16298万人从事农业。
农业就业率高、生产率低以及城乡三元人口结构，是相当数量人口低收入低消费的结构性成因。(1)工商服务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2024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6.78%，按上述农业就业比例和劳动力数量计算，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56089元/人，而工商服务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220099元/人，后者是前者的3.92倍。(2)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农村常住人口。从农村居民、城市户籍居民、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居民分布看，2024年比例分别为33.00%、50.62%、16.38%，其人均收入分别为15180元、58996元、39328元，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2903元、36535元、33429元（后者支出中房租比例较大）。城镇户籍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常住居民和城镇常住农村户籍居民的3.9倍和1.5倍，其消费支出分别是后两者的2.83倍和1.09倍；城镇常住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是农村常住居民的2.6倍，其消费支出是2.59倍。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常住居民仍有46478万人。
显然，是壮大国有企业还是增多民营企业？是促进大企业还是重视中小微企业？是把农民阻碍在农村农业中还是促进其向城镇工商业流动？在这三方面若偏向前者，就会抑制就业、压低收入、导致消费不足、积累消费关系失衡；若偏向后者，则能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使积累与消费比例趋向平衡，进而实现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设想。
积累和消费失衡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原因
实际上，除初次分配外，再分配和政府转移支付也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讨论再分配时，常有人指责对民营企业税费率过低，应加大征收。但2024年政府广义宏观税负率已达35%（2025年可能更高），企业已感负担沉重。学术界和政策界在讨论再分配时，可能忽视了对农村农业、农民、购房居民存在的价格剪刀差、土地出让金、高房价等方面的政府多分配和民生支出少对高积累低消费的影响。
（一）公共收入逆向再分配的影响
政府对资本收入、财产性收入征税，特别是累进税和遗产税，是平抑收入分配过度的正向再分配（当然税率不宜过高，以免生产者负担过重）。然而，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可能忽视了政府的逆向再分配，这也是积累与消费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成因。
1.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逆向再分配
1957-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从农村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体制政策，包括城乡分割户籍管制、土地集体所有、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集体劳动工分分配等，以农村收入积累国家工业化资金。1955-1975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05倍。至1977年，占全国总人口83%的乡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120元人民币，日均0.33元，生活消费水平极低。
2.土地出让金逆向再分配
中央一直强调在征地拆迁中要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农民生活保障。但存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1992-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共计从农村转移有偿出让9973万亩土地（1993-2019年出让土地价格年均上涨率32.4%），收取土地出让金839427亿元。若按给农民留60%、政府收40%计算，农民失去了503656亿元土地收入。若其中50%用于消费，则损失了251828亿元消费需求。仅此一项，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和消费率分别降低了3.81和1.27个百分点。如此巨额的70年土地出让租金一次性收取并当年花费，可惜地方大多未按中央要求具体提取用于农民产业发展、征地后生活、养老医疗等就业保障基金。
3.高房价与居民收入比引发的逆向再分配
中央一直强调稳定房价、“房住不炒”，让居民住有所居，防范房地产过热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但地方为财政利益，常采取住宅用地“饥饿供应”，导致地价过快上涨，传导至房价（2000-2024年平均上涨8%），住宅层数从4层左右上升到33层，城镇住宅房价收入比平均达12，高出合理水平约6个百分点。房地产企业利润和政府建设相关税费，通过高房价从居民部门转移了约725817亿元收入，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降低了约4.2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逆向再分配转移和挤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至少约2个百分点。
4.地方政府和国企借债欠债搞建设的逆向分配
地方政府项目建设借款的未来收入逆向分配：现代财政体制通常将一般预算与建设预算分开，建设预算发债支出，但一般预算中设硬性偿债科目（约占10%），约束随意借债。政府过度借债搞建设，实质是对未来居民和企业收入的逆向分配。21世纪后，企业、居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四大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最快、幅度最大。
地方国企借债搞建设的未来政府还款逆向分配：地方国企债务由地方政府出资、信用背书、要求融资建设，并非纯粹商业债务，最终常需未来税收或财政兜底，属于准政府债务。这既加剧国民经济积累，也对居民和民营企业收入形成逆向分配。
地方政府欠款搞建设和维持运转对民营企业的逆向分配：除标准借款债务外，还存在未计入统计的非标借款（如信托）及地方政府、国企对民营企业的欠款债务（如工程垫资、货物服务延付）。当前，因土地出让金收缩、税源减少、行政收支缺口大等因素，地方政府偿还标准债务已压力重重，清偿欠款债务更难，甚至出现“新官不理旧账”、推诿拖延乃至“以刑化债”现象，这实质是对施工、制造、服务企业的一种特殊逆向再分配。
上述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公共收入逆向再分配，影响了“积累—生产—收入—消费”的经济流程，使国民经济长期处于高积累低消费的循环中。
（二）教育卫生服务、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
在协调GDP积累与消费比例方面，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出是关键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改良，这部分支出从无到有、比例不断提高。2024年，高收入国家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其他福利支出占GDP比例约35%，中高收入国家（除中国外）接近25%，而中国仅在15%左右，差距明显。
1.一般财政教育卫生转移支出
中国财政教育卫生支出比例不高，居民需自行支付更多教育费用，影响了一般消费支出。1998-2024年数据比较：高收入国家财政对教育卫生公共服务支出占GDP比例平均12.07%（2024年14.11%）；中高收入国家平均7.30%（2024年9.41%）；中国平均5.72%（2024年7.79%）。需特别指出，中国学校和医院中非专业工作人员比例较高，财政对非教育卫生支出占比较大。
2.一般和广义财政福利与社会保障支出
1998-2024年数据比较：高收入国家财政补贴及其他拨款占GDP比例平均24.06%（2024年25.34%）；中高收入国家平均13.18%（2024年推估16.15%）；中国平均5.67%（2024年6.91%）。
中央领导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读原著。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述了社会总产品分配前需进行“社会消费性扣除”，包括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教育、医疗设施建设）和为丧失劳动能力者设立的基金（即社会救济与养老保障）。因此，政府向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支出，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之，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偏重积累、对民营企业发展政策多变、中小微企业创业经营环境有待改善、阻碍人口劳动力流动影响创业就业最优选择、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出让分配扭曲、高房价转移挤出效应、地方和国企借债欠债等逆向分配，以及政府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福利支出不足等，这些因素综合集中作用，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的内在因果机制。
作者简介
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周博士多年来深耕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财政改革等领域，在全国一流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 、《经济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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