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底,银登网上出现过一则不良资产转让公告,不过挂出来没几天就撤了,但徽商银行(03698)的名字,还是因此被记住了。
  这则公告牵涉的债权,数额不小——整整43.95亿元,参考底价打了不到一折。而债务的另一头,连着的是内蒙古前首富霍庆华,和他那个辉煌一时、如今已经基本散架的煤炭帝国。


  一笔“悬空”的烂账
  这次风波的借款人,是曾经在煤炭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庆华集团及其创始人霍庆华。
  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期间,霍庆华两度登上内蒙古首富之位,以青海庆华、新疆庆华为主体,搭建起规模可观的煤化工产业版图。
  然而,随着行业周期变化与环保政策收紧,前期跨界过快、杠杆过高的风险逐步暴露,庆华集团的资金链最终断裂。
  根据司法和工商信息,截至2026年5月,庆华集团总负债已超过300亿元,累计卷入司法案件243起,其中九成以上是作为被告。
  司法数据显示,其当前正在被执行的总金额达36.79亿元。进一步观察发现,在法院因查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被迫进入“终本执行”程序的案件中,其执行标的总金额达100.07亿元,其中未履行金额为95.48亿元,未履行比例处于95.42%的高位。此外,霍庆华本人名下记录的限制高消费令已有113次。
  更棘手的是,集团已有82起案件因为法院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走到了“终本执行”这一步,核心资产也被157条股权冻结记录层层锁住。
  2025年11月,大连银行天津分行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庆华集团进行破产审查。这家注册资本一度高达55.7亿元的能源企业,实质上已经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空壳。
  在这场波及十余家金融机构的百亿债务坍塌中,徽商银行北京分行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债权人之一。
  2026年5月22日,徽商银行北京分行在银登网发布招商公告,试图打包转让庆华集团、青海庆华及新疆庆华的3户不良债权。这笔债权本金合计高达23亿元,加上多年累积的欠息与罚息20.95亿元,总额触及43.95亿元。
  令人咋舌的是,银行给出的参考底价仅为3.3亿元,折扣率低至7.5%。
  这笔债权折扣极低,随后又被匆匆撤下,根源在于构成该资产包的4笔贷款,在发放与管理环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风控漏洞。
  穿透底层文件可以发现,该行实质上向这家高风险涉煤企业发放了大量担保效力悬空的贷款。
  具体来看:庆华集团一笔10亿元信托贷款,以内蒙古庆华8.4亿元股权及新疆鄯善县煤矿勘探权作为质押,但均未办理法定登记;其另一笔4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名下15.76万平方米土地抵押同样未办理登记;青海庆华9亿元信托贷款,所对应的内蒙古两处煤炭勘探权也未办理抵押登记;而新疆庆华的1.78亿元委托贷款欠息,则完全没有任何有效担保。
  由于未办理登记手续,这些抵押物在法律上难以确立银行的优先受偿权,担保效力大打折扣。当债务危机全面引爆、企业现金流枯竭时,银行便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
  这笔不良债权折腾到现在,除了那笔4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因为实在查不到可执行资产,只能先以“终本执行”暂时画上句号之外,其余3笔连诉讼程序都还没真正启动。
  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上的疏漏太多,银行到了处置这一步,手里几乎没什么主动权,只能被动等着市场上有没有人愿意接盘。
  核销下的真实不良
  不过,把北京分行这笔坏账放到全行背景下去看,会注意到更多关联。2025年,徽商银行不良率微降,资产质量看似平稳,但这层平稳背后,有相当程度是依靠高频率核销和不良认定尺度的宽松在维持,结构性的隐患其实不容忽视。
  根据2025年年度业绩报告,徽商银行期末不良贷款率录得0.98%,较上年末微降0.01个百分点。
  然而,这一看似稳健的指标,建立在巨额核销与计提收缩的双重财务处理之上。2025年全年,该行核销及转出不良贷款的金额高达79.3亿元,较2024年的69亿元进一步攀升。
  动态对比来看,一年的不良核销规模,已相当于期末110.5亿元不良贷款总余额的71.8%。在大幅核销的同时,该行减值损失计提却从2024年的85.5亿元下降17.2%至70.8亿元,直接导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由286.47%回落至278.79%。
  这种“核销多、计提少”的操作,本质上是在动用过去积累的安全垫来吸收当期风险。
  账面不良率被大额核销和12.8%的信贷增速一摊薄,看起来还算过得去。但另一边,逾期贷款和关注类贷款这些更容易看出风吹草动的指标,其实已经拉响了更真实的警报。
  截至2025年末,徽商银行总逾期贷款规模达149.11亿元,较上年末大幅增长17.8%,其中逾期12个月以上的长期违约贷款达31.5亿元。
  逾期增速远高于信贷总额增速,导致总逾期规模与账面不良贷款总额之间,形成了高达38.6亿元的缺口。
  这意味着,有近39亿元已发生实质性逾期的信贷资产,尚未被计入不良科目。
  此外,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也同步攀升至132.7亿元,占比1.17%;逾期90天以上贷款总额达88.6亿元,使得不良贷款偏移率由上年末的78.42%上行至80.11%。这种偏离度的上升,提示部分信用风险可能未被充分暴露,仍在表内悄然积聚。
  资产质量的压力,在零售业务端表现得更为突出。年报数据显示,对公贷款不良率因加大处置力度,从0.86%压降至0.68%;但个人贷款不良率却不降反升,由2024年末的1.51%升至1.89%。
  在全行110.5亿元的不良贷款总盘子中,个人不良贷款金额高达62.6亿元,占比超过一半。
  这一风险结构的明显偏移,主要指向该行前期通过“跑马圈地”模式快速扩张的数智化线上信贷业务。
  短短一年内,互联网贷款余额猛增24.2%,逼近792.7亿元;信用卡垫款余额也同比增长20.7%,达到183.7亿元。在宏观消费环境承压、居民还款能力波动的背景下,这些缺乏实质抵押物的高频消费信贷产品,从曾经的高收益引擎,较快地变为了坏账集中暴露的领域。
  从区域视角审视,该行跨区域经营中的风险管控能力同样面临挑战。
  具体到区域上,这种差异更是一目了然:安徽省内作为大本营,不良率还能压在0.82%这样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到了江苏,就已经升到1.71%;而北京、深圳、成都、宁波这些“其他异地地区”加起来,不良率从上年底的1.33%直接跳到2.16%,不良贷款金额也膨胀到了18.3亿元。
  两件事对照着看,北京分行那44亿元的庆华集团债权转让事件,显然不是孤例。一旦走出本地政信和资源的舒适圈,异地分支机构在信贷管理上的短板,就很难再被掩盖了。
  大而不强的困局
  资产端潜藏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向利润表传导。在规模高歌猛进的同时,该行的盈利指标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2025年,徽商银行集团资产总额跨越2.33万亿元,同比增幅达15.5%,颇为亮眼。
  然而,与快速膨胀的资产规模形成对照的,是相对不足的内生盈利动能。同期,该行营业收入实现376.7亿元,同比微增1.2%。资产扩张速度远超营收增速的格局,直接拉低了核心效益指标——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从0.83%降至0.78%,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由11.86%跌至11.51%。
  这种“大而不强”的增长表现,症结在于净利息收益率(NIM)的明显萎缩。
  在市场利率变动及同业竞争加剧的挤压下,徽商银行2025年净利息收益率由1.71%下降22个基点至1.49%。
  拆解其利息收入结构可以发现,该行陷入了一场艰难的“以量补价”战役:全年由资产规模增长带来的利息净收入增量达42.8亿元,但利率变动导致的利息折损却高达39.6亿元。
  这意味着,银行必须维持两位数的信贷投放强度,甚至在价格上作出较大让步(公司贷款平均收益率已降至3.75%),才得以勉强填补息差收窄形成的缺口,保住利息净收入1.1%的微弱增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营收增长几近停滞、底层资产风险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净利润之所以仍能实现6.3%的增长(达169.3亿元),与管理层在拨备计提上的逆周期操作不无关系。
  2025年,该行减值损失计提不但没有因逾期贷款攀升而同步增加,反而大幅缩减17.20%至70.77亿元。这一做法虽然支撑了当期利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风险缓冲垫。
  说到底,规模跑得再快,如果始终换不来相应的盈利改善,这种增长模式就很难持续。对眼下的徽商银行而言,或许比继续冲规模更重要的,是停下来认真审视一下增长的成色。

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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