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CMF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转载自6月2日HKIIF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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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以伊战争将加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美以伊战事爆发后，其影响覆盖面广、社会热度居高不下，无论是经济领域从业者，还是深耕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各界研究人员，均高度关注相关局势。该议题宏大且研究难度不小，但有一个显著特点：研究内容均涉及美国与特朗普相关动向，且其后续发展充满不确定性，难以预判。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各类观点都能找到相应支撑，无论是依托逻辑推演、历史规律，还是结合人物特质等角度，不同看法基本都可以自圆其说。在美以伊战争加速重塑全球政经格局的背景下，本报告重点分析此次冲突对中国内地及香港带来的影响，并分享我近期的研究思考与感悟。
（一）美以伊冲突持续近两个月，当前进入谈判阶段但不确定性较大
当前各方对于未来走势预判的分歧较大，我认为冲突后续走势存在三种可能。当前美伊冲突已持续两个多月，局势发展早已超出大众最初的预想，也让这场冲突具备独特的研究价值。由于参与各方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这场冲突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结合现状来看，冲突后续走势或主要存在三种走向：一是谈判持续推进，双方在交战与和谈之间反复拉锯；二是谈判彻底破裂，冲突全面升级，转为地面战争不可避免；三是谈判成功，双方达成一种平衡，美国和伊朗都会宣布自己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胜利。而对于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不同人看法差异显著，核心原因在于各方分析的逻辑依据各不相同，有的基于经济逻辑，有的基于政治逻辑，有的关注美国国内选举，也有的观察伊朗政权自身的韧性，种种因素交织下，参与各方的力量处于动态变化中，这也让这场冲突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
我认为美国是在其认为最恰当、最有利的时机，发动了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过去几十年来，伊朗持续挑战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美国在双方博弈中多次让步，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而长期制裁也让伊朗经济受阻、民众生活承压，双方陷入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选择此时对伊朗动手，核心原因在于伊朗最关键支持者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事，难以提供实质性强力支撑。在伊朗失去制空权、外部强力支持缺失的背景下，当前对美国而言，正是检验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地位的关键契机。若无法有效应对伊朗这样的地区国家，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地位及全球垄断性优势将遭受严重质疑，因此当前既是不容错失的历史机遇，也是一场严峻考验。俄乌战争的重要遗产是宣告俄罗斯不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美以伊战争的结局将决定美国是否还是有价值有威慑力的世界第一军事大国。
不过，伊朗在反击中也在不断挖掘反制手段。正如大国冲突中极限施压往往会激发一方潜能，美国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芯片战，中国起初陷入被动后逐步掌握核心反制武器甚至重塑竞争优势，如稀土。伊朗目前也找到了低成本反制方式，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威慑力甚至可能超过核武器。据悉，伊朗议会即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该法案计划将海峡主权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若能以此收场，对伊朗而言将是历史性胜利，每年相关收费可为其国家发展和民族利益提供长期保障。但对特朗普而言，伊朗战事导致美国能源价格上涨、民生成本增加，已成为其选举路上的拖累，这也是我判断战争不会以此方式结束的核心原因。
基于上述逻辑并结合当前美伊对峙态势及各方动态，我的核心判断是地面战争仍是美伊冲突升级的最大可能。当然，冲突也存在其他妥协空间，比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回归完全国际水域状态，但就目前局势来看，这一妥协路径可行性较低。地面战争的走向存在两种复杂情形，其发展路径直接取决于美以的打击重点：若美以军事行动以袭击伊朗地面武装人员为核心，大概率会触发伊朗的全面反击，进而升级为全面地面战争；若仅以摧毁伊朗核设施、军事基地等目标为主，未直接针对地面武装力量，则可能形成有限度的地面冲突，不会演变为全面战争。即便地面战争爆发，其后续走向仍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美以是仅夺取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宣告军事行动成功，还是需要全面占领伊朗全境？是在扶持反对派政权、建立亲美政权后迅速撤军，还是长期驻军伊朗，持续对抗伊朗革命卫队的残余势力？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战争的持续时间与影响范围。需要明确的是，分析地面战争的推进难度，必须重点考量伊朗的国情特点。伊朗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其政治体制以政教合一为核心，最高领袖掌握核心权力，国家机器运转高效、凝聚力强，这与此前高度分散、缺乏统一中央政权的阿富汗有着本质区别。这种中央集权优势使得伊朗能够集中力量应对外部打击，也让美以地面战争的推进难度远超预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影响因素。
此外，以美国当前的国力的而言，理论上具备推动地面战争的基础，且其发动战争的核心战略目标十分明确，主要有两点：一是推动伊朗政权更替，二是促使伊朗彻底弃核。特朗普政府此前已多次明确表态，呼吁伊朗民众“接管政府”、清除伊朗现政权的“威胁”，而从现实来看，只要伊朗现政权存在，就不可能放弃核计划，还会持续引领全球反美联盟，这既阻碍了美国实现全球安全稳定的战略诉求，也对特朗普的政治处境构成巨大考验，因此美国推动地面战争、实现政权更替的动机尤为强烈。
（二）本轮冲突对能源价格、全球政经格局演变、供应链安全和资本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1、冲突发生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全球原油供给受阻但长期影响有限
本轮美伊冲突对全球的重要影响，目前最直观的是石油领域，但这种影响具有短暂性，石油并非全球稀缺物质。我1983年大学毕业，本科毕业论文聚焦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全球石油、经济及战略的影响。当时普遍认为化石能源储量有限，这一观点最早源于罗马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但五十多年过去，全球原油新储量持续被探明，其可开采年限无法准确判断。更关键的是，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内的主要产油国，核心关注点并非石油安全生产，而是通过成员国的限产契约来稳定石油价格，因此全球石油格局的重新配置与平衡相对容易。即便海湾地区完全停止产油，全球也能在短期内实现新的能源平衡，现有石油储量足以满足全球需求。当前全球石油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俄罗斯石油产量已逐步恢复，而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委内瑞拉，其石油生产尚未正常启动。石油与粮食类似，本身并非紧缺商品，全球粮食产量远超人类需求，部分会转化为生物能源，石油的情况亦是如此。
从更深层的经济影响来看，原油价格飙升、运输受阻是直观表现，但背后存在更复杂的连锁反应。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可能是这场海湾冲突的受益者，当前美国已转变为全球最大石油输出国之一，原油涨价不仅不会损害其国家利益，反而能通过增加石油出口获得更多收入。但经济运行逻辑更为复杂，原油价格上涨会大幅刺激通货膨胀，4月IMF最新报告中提出2026年全球通胀预期为4.4%，较1月预测提升0.6个百分点。就中国而言，2026年3月份，在油价上涨、反内卷持续推进等因素推动下，3月份PPI同比由降转涨至0.5%，为中国经济复苏奠定良好基础，CPI当月同比上涨1.0%，我们的目标是将CPI维持在2%，目前仍在1%左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在通缩时期，花了30年才将CPI拉回2%，而我们目前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后续需持续观察油价上涨能否推动CPI达到目标。需要注意的是，通货膨胀分为输入性通胀和需求性通胀，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看到需求扩张带来的良性小幅反弹。
2、全球政经格局进一步重构，后续演变取决于各方力量博弈与战略选择
西方联盟格局调整，欧洲的防务自主性正迈向新阶段。很多人认为欧洲是没落、缺乏生机的地区，民众安于福利、行事拖沓，但事实上欧洲蕴含巨大潜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欧洲，其历史底蕴与工业、科技基础仍在。当前，俄乌战争叠加本次海湾冲突，正推动欧洲角色重新重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北约防务开支的重大调整。特朗普首次执政期间，曾要求北约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将防务开支提升至2%，如今北约成员国已承诺在2035年前逐渐将国防支出提高至GDP的5%。庞大的防务开支必然引发全球格局新变化，这些军费除用于军事采购开支外，还将重新推动军工业发展。欧洲曾是世界制造业和科技革命的中心，如今能否重新武装起来值得关注。德国目前连生产一辆完整坦克的供应链都不完整，需采购中国零部件；英国、法国在历史上曾是重要“战争机器”，是历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如今制造业已然衰落。这场冲突是否会推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制造业重启，直接影响全球军事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欧洲未来能否成为与美国有明显区别的独立力量载体，是当前观察重点。此外，匈牙利选举引发的北约、欧盟内部博弈，目前已得到重要缓冲，欧洲正逐步形成新发展格局。
亚洲地区面临能源安全压力测试，中国充足的能源储备与新能源转型为抵挡冲击提供支撑。亚洲是全球对石油依赖度最高的地区，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该区域距离能源输出地较远，且对外依存度也较高，日本约95%、韩国约70%的原油进口依赖中东，且几乎全部需经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当前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其中超过40%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1990年石油危机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仅为10%，如今飙升至70%，核心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如今中国的石油并非主要用于燃烧供能，更大部分、更重要的用途是作为石油化工原料。中国沿海临港大型工业区已超越传统的“炼油”范畴，升级为一体化的石化原料基地。因此，即便面临更大挑战，中国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让部分高度依赖石油的化工厂减产、转型以应对能源压力。此外，中国应对能源风险的基础雄厚，拥有充足的石油储备、丰富的新能源及多元化的石油进口渠道，足以应对长期能源短缺挑战。
海湾地区的格局重构同样值得高度关注，美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地区本应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富裕地区，伊朗若没有战争和美国制裁，也会成为富裕国家，如今却因外部压力陷入困境。海湾地区所有产油国几乎都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因此该海峡的控制权至关重要。伊朗作为什叶派掌权国家，与其他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因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形成新的地区格局，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尤为关键。目前美国在海湾地区重兵部署，足以看出美国对该地区的重视，美国重兵部署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和日韩地区，战略意图不言而喻。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否会有国家行使管控权、形成怎样的新格局，这些国家将与全球其他大国建立怎样的关系，都为全球格局重组埋下巨大变量，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纠纷、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通常而言，经济问题是永恒的，但特定事件爆发时，经济问题会暂时让位于其他议题，直到事件平息才会重新回归正轨。
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压力陡升，全球产业链布局或面临调整
全球贸易及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与航运密切相关，大宗商品运输主要依靠航运，飞机基本只能运输人员和高附加值产品，跨区域物资贸易几乎完全依赖航运，而冲突直接导致航运成本大幅抬升。当前全球各大航运通道、枢纽均在密切关注海湾地区局势，一旦该地区局势恶化，全球航运都将受到波及。前不久马来西亚外长表态，马六甲海峡不会收费，但这一表态并非最终决定，因为马六甲海峡的管理权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享有。这些全球航运枢纽的动态变化，不仅会影响产业链运营成本，更会带来地缘政治安全层面的重大调整，这也是本轮美伊冲突对全球产生的深远影响之一。
4、香港全球资本避风港地位强化，部分中东资金涌入香港
相比新加坡因马六甲海峡的船舶运输量调整承受了较大压力，香港在这一轮地区格局变化中成为了一个显著的受益者。对于香港而言，当下正迎来关键发展机遇。此前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外流的资金，如今迎来回流态势，同时中东地区资本持续加码布局香港。这一资金流动趋势，与全球资本市场格局重构、中国经济在全球博弈中角色升级的大背景高度契合。近两年香港资本市场走势稳健向好，核心依托于海量资金持续涌入，背后本质是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基本面、中资企业价值的重新审视与定价。而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也将长期依赖稳定的资金活水作为支撑。据市场估算，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万亿资金流入香港，为本地资本市场运行提供了坚实底气。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入境资金除以活期存款形式留存，还投向各类金融品类，其中香港股票市场凭借强劲的盈利潜力与成长预期，成为当前资本布局的核心赛道。
二、一季度中国经济展现韧性，但仍面临结构性压
短期来看，本次中东冲突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一季度中国经济展现韧性，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特征，科技创新与出口表现强劲，而内需不足、中小企业承压等结构性问题仍较为突出。
（一）2026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展现韧性，一季度GDP同比增5%
今年一季度，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我国经济增长展现韧性。目前看中东冲突影响较小，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5%，较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较上年四季度回升0.5个百分点，名义GDP同比4.94%。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反映价格的GDP平减指数结束了此前持续为负的态势，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接近0值。
（二）中国经济修复存在外需强劲、新动能稳步发展、政策靠前发力等多重支撑
1、外贸展现强劲韧性，中国出口的优异表现并非短期“抢出口”
一季度出口增速达两位数，外需展现强劲韧性，但3月受中东冲突影响有所回落。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出口较高增长的整体态势。一季度我国出口金额9775亿美元，同比增长14.7%，较去年同期回升9.1个百分点。若细分月度数据来看，受春节错期效应、去年同期高基数以及地缘政治影响，3月出口同比增长2.5%，较去年同期下降9.7个百分点，其中海关总署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对中东地区进出口由今年前两个月的同比增长转为下降，这一变化主要与海湾局势相关，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市场需求下滑，直接对我国相关出口业务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从一季度整体外贸表现来看，出口成绩依旧十分亮眼。
过往分析外贸增长常提及的“抢出口”概念需要重新审视，从大国经济发展逻辑来看，长期过度依赖出口并非长远之策。早年中美经贸摩擦、关税变动引发的企业提前囤货、突击出口等阶段性行为如今对外贸的扰动已显著弱化，外贸出口的强劲韧性，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底气与核心竞争力。出口无疑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板块，但从大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长期过度依赖出口，会给大型经济体带来巨大压力。大规模低价商品输出易冲击进口国本土产业与就业，形成经济挤压效应。不同于近代西方国家武力开拓市场、倾销商品的模式，中国商品畅销全球是全球化特定阶段的短期现象，并非国际贸易常态。未来在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势必会遭遇更大冲击。各国出于保护本土产业和经济安全，加码关税等贸易调控是必然选择，全球经贸格局将在多方博弈中重构再平衡，我国需稳固制造业与科技优势，理性适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
2、新动能持续快速增长，科技创新切实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今年3月，我在亚布力参与两场有众多企业界人士参与的活动。其中一场活动邀请各界友人参与滑雪活动并开展深度交流，参会主体以青年企业家为主；另一场为亚布力论坛，参会人数近千人。两场活动期间均设置多场专题讨论会，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由青年创业群体主导的讨论会氛围尤为热烈、充满活力。这类青年创业者通常不会过度纠结于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尽管从传统宏观经济核心指标来看，当前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但聚焦科技领域的青年群体，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是行业服务者，均展现出饱满的干劲与热情。此外，多家投资机构明确表示，在中国市场将仅布局优质赛道与优质项目，绝不涉足落后产能，更不会参与同质化内卷类业务，这一表态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可见，科技创新已切实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更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3、政策前置发力，基建投资带动整体投资实现止跌回正
2026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1.7%，较上年底回升5.5个百分点，呈修复态势。其中，年初第一批设备更新支持类资金下达，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政策前置发力，一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8.9%，是整体投资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房地产投资较上年底边际改善但仍较为低迷。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政策提前布局、靠前发力，基建投资率先启动，对经济形成了有效带动。去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整体投资负增长，民营企业投资负增长已持续数年，而作为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国家，整体投资负增长的出现尤为罕见。从一季度数据来看，投资呈现良好反弹态势，尤其是相关基建项目的启动，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有效扭转了去年的低迷局面。
（三）经济修复的结构性压力仍存，美伊冲突对我国出口带来双向影响
1、理性研判输入性通胀带来的影响，把握推动物价上行的契机
价格指标十分关键，能真实反映整体经济运行态势，经济下行往往伴随着物价低迷。此前，我曾建议有关部门将价格纳入宏观核心分析指标范畴，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去年国家编制“十五五”规划时，曾委托我进行“十五五”期间价格回归合理区间的政策研究。这件事至关重要，标志着我们已将价格正式纳入宏观政策和经济决策目标，而这正是今年的重点工作。
我们关注物价走势，不仅要看物价上涨的表象，更要深入剖析背后的驱动因素。当前中国经济分化态势突出，呈现“冰火两重天”特征：科技创新与出口领域表现强劲，成为经济增长支撑；除此之外的多数领域仍面临发展困境，尤其是下游行业及中小企业，受本轮油价上涨冲击，其利润率压力持续加大。近年来，我国经济存在“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直接导致市场价格低迷、行业内卷，部分行业陷入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困境。原油作为核心上游生产资料，其价格上行对物价水平上行带来助力，但其价格上涨会通过产业链成本传导，当终端需求偏弱时，成本难以转嫁，对下游消费类民营企业造成显著冲击，企业陷入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局面。若企业长期利润承压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利润承压→投资收缩→收入放缓→消费疲软”的负面循环，加剧经济复苏难度。当前供需失衡局面仍未见根本性扭转，物价水平实现良性回升仍有赖于内需的进一步改善。
2、美伊冲突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不利因素，也蕴藏机遇
美伊冲突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呈现双向性。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原油供给受阻对中国石油进口带来一定冲击，但凭借三大优势可以有效控制冲击、降低影响：其一石油储备丰富，据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数据，截至2025年12月，中国以13.97亿桶位列全球第一，是美国的3倍多，日本的5倍；其二建立了多元化的原油供应渠道，布局俄罗斯、中亚、非洲、缅甸等多方向油气通道，建设陆路与海上并行的输送网络，从源头分散外部供应风险，有效避免被“卡脖子”；其三近年来大力发展新能源，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总体能源消费增量之比不断上升，2025年超过30%。二是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各国进口需求收缩，尤其是东南亚作为中国出口核心市场之一，其需求下滑对中国出口形成直接冲击。与此同时，美伊冲突也为中国出口蕴藏机遇：全球地缘冲突导致其他国家生产成本攀升更快、供应链冲击更剧烈，而中国凭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劲的供给能力，受冲击程度极小，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凸显。
3、供强需弱格局未根本改变，内需疲软仍是主要短板
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症结仍在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均滞后于工业生产增速。其中，民间投资持续下滑且短期内难以破解，进一步制约了需求端复苏动能。在消费领域，消费整体仍偏弱，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4%，较上年底回落1.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未能充分释放。
居民最终消费不足，核心源于两大因素。其一，资产价格财富效应弱化。以往稳定的财富预期支撑较强消费意愿，而当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居民财富缩水，消费意愿受到明显抑制，房地产价格若不能企稳回升，消费格局难以根本改善。其二，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承压仍较大，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微观主体信心仍待提振。在企业利润率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居民就业承压加大，其中青年失业率问题尤为突出，其水平高于整体失业率。同时居民收入增长乏力，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同比低于GDP名义增速，收入不增长，消费增长便缺乏坚实支撑。此外，当前居民存款持续攀升、消费倾向下降的态势亦尚未显著改善，需求端改善仍需政策进一步发力。
三、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两手抓，促进价格企稳回升
针对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存的问题，我们需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以科技创新重塑动能，在供需两端同时发力，稳价格、稳经济。
（一）需求端：全方位扩大内需，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有钱”“有闲”两大核心，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加速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时除延续实施商品“以旧换新”政策外，重视新型消费、服务消费等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推动实现职工法定休假应休尽休，可搭配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发挥假日经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此外，加快培育银发、托育服务消费等优质供给。
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活力。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端来看，关键在于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活力。当前突出问题是民间投资意愿偏弱，民间投资活跃度作为市场化关键指标，能够直观反映市场对整体经济走势的预期与判断，其重要性尤为突出。需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改善营商环境，恢复企业信心，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二）供给端：加大科技创新，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推动科技
发展中的作用
供给之强不在于供需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强势，而是在于让供给端依托科技创新实现实质性跃升。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发挥科技的核心支撑作用，而我国现行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破解这一命题的关键抓手。过往大家对新型举国体制的认知，大多局限于依靠国家财政财力，扶持新兴产业、布局国家重点战略领域。而当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已经进一步拓展，国家正依托这一制度特点作为资源配置抓手，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国家长远战略。
最典型的就是资本市场层面，在当前的资本市场建设中，我们正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服务于国家战略。以国内上市制度为例，我们主要甚至优先允许那些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受到政策鼓励的企业上市。这些企业若依照传统的公司上市标准，或许未必完全满足条件，但我们依然可以“邀请”它们进入市场，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契合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那么，那些虽然符合一般上市条件、但不完全属于国家战略重点支持范畴的优质企业，该去哪里上市呢？此时，香港市场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既可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吸纳高科技企业上市，同时也为那些在内地暂时无法上市的优质企业提供了平台。这正是中国资本市场体系的一个独特优势：既能够集中资源支持战略方向，又可通过多元市场结构容纳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企业。
整体而言，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增长遵循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是独立和稳定的，不会因为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而轻易改变。具体而言，这类地缘冲突既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不会带来显著的提振。因此，中国的核心应对之道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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