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金融琅琊榜
　　作者：董云峰

　　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电影《艋舺》

　　变革者最终活成了被变革者的样子。

　　这是相当一部分民营银行命运沉浮的写照。

　　十多年前，它们曾被寄予“打破金融垄断、激发市场活力”的厚望，如今却纷纷拥抱政府项目和国企客户。

　　正如一些地方中小银行的“投资化”，政金化同样是民营银行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可奈何。

　　要知道，当前A股银行板块ROE最高的两家银行——成都银行和杭州银行，正是政金化的典范，其政金业务占据半壁江山。

　　民营银行也只是为了活着。

　　01

　　细读民营银行2025年报，一个不容忽视的行业趋势正在加速形成：政金化。

　　作为首家国资控股的民营银行，安徽新安银行年报提到，聚焦区域优质资产，深耕政企客户生态，创新建立“区县专属服务机制”；深度融入股东朋友圈生态，围绕区域重点项目、产业升级需求，量身打造解决方案。截至2025年末，对公贷款余额27.92亿元，较年初增加14.05亿元，增幅101.25%。

　　同样实现国资化的江西裕民银行，也在年报中提及，紧扣省会引领战略，着力打通金融服务本地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目前已与南昌经开区、临空城投等开展合作，支持机场三期、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

　　那些没有国资化的民营银行，也在朝着政金业务大步向前。

　　湖南三湘银行年报称，将信贷资源重点向工程机械生态圈、高信用等级国企及供应链金融等优质领域倾斜。去年该行获得2025年省、市、湘江新区三级财政社保定存银行资质，新中标长沙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银行资质；与多家政府平台、企事业单位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天津金城银行年报提到，将信贷资源持续向本地优质企业、国家重点基础设施等抗周期领域倾斜。截至2025年末，各项贷款余额569.31亿元，较年初增长10%，信贷主业聚焦度进一步提升。

　　山东蓝海银行在官方新闻稿中提及，对公业务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策略，制定政信类业务准入标准，稳步拓展优质对公客户，培植新的业务增长点。

　　02

　　客观而言，民营银行的政金化转向，是生存危机下的无奈之举。

　　1、助贷新规：终结“流量依赖”模式

　　202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彻底终结了民营银行赖以生存的“高成本获客+高利率定价+风控外包”模式。

　　对于缺乏自有场景和自营风控能力的腰尾部民营银行而言，助贷业务的收缩直接导致其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断崖式下跌，转向政金业务，成为它们寻找新增长极的现实选择。

　　2、资产质量与息差的双重挤压

　　当前消费信贷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压力高企，民营银行成为风险暴露的重灾区。相比之下，政府项目、高信用等级国企贷款具有“隐性刚兑”属性，资产质量更有保障。

　　负债端的压力同样巨大。民营银行缺乏网点和品牌优势，为吸储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存款利率，这将不断蚕食其息差优势。政金业务虽然收益率较低，却能带来稳定的对公存款，改善负债结构。

　　3、监管导向的根本性转变

　　民营银行的监管逻辑已从设立之初的“促发展”全面转向“防风险”。近年来监管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化经营要求，严控跨区域互联网贷款，迫使民营银行深耕本地市场。

　　在这一监管导向下，与地方政府合作、服务本地经济，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获得监管认可和政策支持的重要途径。

　　此外，2024年以来，地方国资加速入主民营银行，成为推动政金化趋势的最直接力量。

　　地方国资成为大股东后，往往会利用其资源优势引导银行服务地方政府项目和国企客户。同时，国资背景也为银行开展政金业务提供了信用背书和准入便利。

　　从安徽新安银行、江西裕民银行，到无锡锡商银行，再到吉林亿联银行，国资化成为越来越多民营银行的宿命，政金化亦然。

　　03

　　政金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潜在风险。

　　第一，政金业务本身存在风险。

　　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隐性债务风险依然存在。2026年以来，金融机构普遍收紧了政信类业务的风控门槛，对发行过定融产品的区域实行全面禁入。

　　这意味着，民营银行在开展政金业务时，如果风险控制不当，可能会成为地方债务风险的接盘方。

　　第二，民营银行在政金业务领域面临与国有银行的同质化竞争。

　　政金业务是国有大行和城商行的传统优势领域。民营银行在资金成本、品牌影响力、客户资源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第三，过度转向政金业务可能导致民营银行偏离普惠金融定位。

　　民营银行设立之初的定位是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如果大量信贷资源流向政府项目和国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国资入股后，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向国有银行靠拢，失去原有的机制灵活性和创新活力。

　　民营银行的存在价值将进一步被撼动。

　　04

　　这是金融改革叙事消逝的又一个缩影。

　　2014年7月，原银监会批准首批民营银行筹建，中国银行业改革迎来里程碑时刻。当时的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对这一新生事物寄予极高期望。

　　中央在《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民营银行的使命是“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

　　彼时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强调，民营银行要“突出特色化业务、差异化经营，重点是服务小微，服务社区功能”。

　　十余年过去了，民营银行的发展并非没有成绩和亮点，但更多是遗憾与挑战。

　　未来，随着越来越多民营银行被国资控股，同时民营银行的业务特色与差异化优势逐渐淡化，作为特殊牌照的民营银行或许将退出历史舞台。

　　民营金融的风流时代终究是过去了。

责任编辑：王馨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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