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核聚变的“终极能源”光环持续释放，带动全球投资热潮愈演愈烈。据欧洲聚变能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私营核聚变融资已达130亿欧元，较2020年暴涨8倍；2026上半年，热度依旧不减，不仅商业核聚变企业持续获得“互联网巨头”们大额注资，多家聚焦AI算法、磁体材料、特种点火等核聚变“卖铲人”企业，也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一时间“聚变商业化近在眼前”的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融资热”不等于“技术熟”，单点技术突破也并不意味着商业路径可行。在资本狂欢背后，行业更需冷静思考：当前聚变产业到底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如何衡量一项技术突破的真正价值？对此，早在2017年便开始布局“商用聚变”的新奥集团，给出了它的答案——始终以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应用为终极目标，稳步推进技术与产业落地。
在新奥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新奥能源研究院院长刘敏胜看来，聚变商业化的门槛在于“成本结构”：供应链能否支撑规模化落地、选址是否具备普遍性、整体成本能否长期可控，唯有解决好这些关键问题，核聚变才能真正具备“产业意义”。
要让聚变能真正成为低成本、易推广的“终极清洁能源”，融入生产生活——或许，核聚变也正等待着属于它的“iPhone时刻”。
新奥聚变控制大厅
以下为新奥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新奥能源研究院院长刘敏胜的采访精华实录：
投资热背后的冷思考，聚变产业仍需系统性突破
记者：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资本进入核聚变领域，它正在往产业化方向发展。核聚变现在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刘敏胜：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既没有外界想得那么乐观，也没有过去那么悲观。
悲观的一面，是整体系统层面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跃升。目前核聚变所涉及的突破，不是靠“单点突破”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不像某个零部件、某台设备，甚至某套设计软件的攻关那样，只要啃下一个点就能往前走。某一个点的突破，解决不了整个大系统的问题。
核聚变现在的处境，其实和前几年集成电路国产化非常相似——很多点上我们都在往前走，也确实能看到不少进展，但还没有在整个产业链上取得实质性、系统性的重大突破。
乐观的一面，是各个点都在持续突破，而只有这些点都通了，最终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记者：当下的聚变是否还处在工程推进的阶段，并没有到出现新研究范式的时间点？
刘敏胜：这里需要我们先把“工程推进”的含义界定清楚，是指已经做到1了，一步步往1.5或者2推进，这叫工程推进。如果别人20年前就已经做到1了，而你现在还在相同水平上反复，这不叫“工程推进”。
即便到今天，我们也不会轻易断言“坚持某一条技术路线，走下去一定没问题”。只有当我们以世界最高水平实现了现有参数，才有资格去谈挑战下一个目标。
工程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套完整的聚变装置投入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究竟在工程上达到了什么水平，必须用硬指标来衡量。如果在核心装备、核心器件、核心材料这三个关键环节上拿不出实质性突破，所谓的“工程推进”就无从谈起。
记者：现在市场上关于“突破”的说法很多，从业者和投资人应该如何判断，一项核聚变技术是否具备真正的突破意义？
刘敏胜：这其实和AI领域判断一项成果时的逻辑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突破性成果出来，都应该问两件事：第一，在原理和理论层面，你为什么能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二，这件事做完之后，下一代的演进方向是什么？如果你能讲清楚新的办法、逻辑也说得通，那才值得投。
聚变的商业化门槛：不只技术突破，更在成本可控
记者：新奥选择了“氢硼（p-B¹¹）聚变”作为核心路线之一，跟主流的氘氚路线不一样，这背后的核心考虑是什么？
刘敏胜：我们团队里很多人是能源专业出身，做过大量能源项目，所以有一个基本判断：技术不会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不是你认为它能商业化，它就能商业化。
对我们来说，逻辑其实很简单：做核聚变之前，先要把应用场景定义清楚。你未来要建的是一座电站，还是一万座电站？如果只是建一座电站，很多问题都不存在。但一旦目标是一万座，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场景不同，路线选择就完全不同。
记者：氢硼这条“无中子（或低中子）”路线，在成本结构上跟传统氘氚聚变有哪些不同？
刘敏胜：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放射性合规成本更低。氢硼路线不产生高能中子，很多合规负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
第二，燃料成本和供应链逻辑不同。我们使用的是硼11，储量丰富、性质稳定、获取相对容易；在燃料成本、供应安全和稳定性上都更有优势。
第三，防护和运营成本会下降。不仅装置本身的放射性防护要求更低，未来发电和运营环节的安全标准、运维投入、人员培训和监管配套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第四，选址限制更小更灵活。土地、并网、设备运输及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成本，都有下降空间。
锚定商业化目标，新奥持续推进聚变研发
记者：氢硼路线一旦跑通，会带动产业链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刘敏胜：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看能不能“规模化铺开”。比如只建一座电站，很多问题都可以靠集中投入解决。但如果目标是一万座，这个时候要看的是供应链能不能支撑、选址有没有普遍性、整体成本能不能长期成立。
氢硼路线的意义在于，它有机会把聚变从少数大型设施，变成可以大规模复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样带来的变化，也不只是现有能源体系上的增量，而是会重塑一整套产业链，包括设备制造、建设、运维、并网和用户服务。所以这条路线的价值，在于有没有可能走到上万座的规模。只有到了这个量级，它的产业意义才会真正显现。
记者：但氢硼聚变本身的难度其实更高，对物理条件的要求要苛刻得多。在路线选择中，如何考虑技术难度甚至实现风险？
刘敏胜：所有的技术方向都需要突破。我们选的这条路线，也一定存在技术风险。
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一条路线技术上虽然能成功，但成本永远降不下来，这对产业化来说没有意义。反过来，只要商业逻辑成立，技术怎么一步步实现，是可以逐步推进的。
我们聚焦的方向起点是：未来的商业应用场景是什么？真实的商业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基于这个需求，去选择匹配的技术路线。
新奥“玄龙-50U”球形环氢硼聚变实验装置
并非“路线之争”，聚变产业化需要“多方协同”
记者：推进过程中，新奥是如何从商业化角度来做路径选择的？跟“国家队”相比，优势主要在哪？
刘敏胜：我们其实是完全从商业逻辑出发来推进这件事。所有的路径选择，最终都要收敛到“商业能否跑通”这个落点上，这是我们的底座。至于外界特别热衷讨论的哪条技术路线更好，我认为这种讨论意义有限。互相借鉴、协同创新才是常态。
从中国聚变的研发布局和发展路径来看，现已构建起多方联动、生态共赢的研发生态体系。到了真正的技术层面，只有“适合不适合”，没有绝对的强弱。
从大的意义层面上讲，解决人类能源的终极目标大家是一致的。新奥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优势是运作效率高、决策机制灵活、能够实现技术快速迭代。
记者：从技术演进规律来看，核聚变未来更可能走向单一路线收敛，还是多路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刘敏胜：是否收敛、以及最终收敛到哪一条路线，取决于各家团队的能力。可能几条路线最终合并为一条，也可能是在不同路径之间形成融合。
在当前阶段，更现实的路径不是先判断“哪条最好”，而是每一条路线先把自身做到足够强，有能力进入竞争，再谈收敛。
到那个阶段，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看谁能更快、更好地把技术工程化放大。类似的情况在技术领域并不少见。一些关键突破，可能最初来自很小的团队，但一旦方向被验证，大规模工程能力更强的主体，很快就能把它推向产业化。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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